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时不时地从我父母的家“阿比顿山庄”(Abeyton Lodge)出来，步行大约1/4英里的路，爬上山，到基魁特跟祖父一起吃早饭或午饭。祖父的早饭向来都是燕麦片，不过用的是huáng油和盐，而不是奶油和糖。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细嚼慢咽，因为他觉得这对消化十分重要。他说，连牛奶都要咀嚼，而且他就是这么做的!
祖父很少单独用餐。朋友和下属们—其中许多是来自克里夫兰的老熟人—经常跟他在一起，而且常常是时间很长。吃饭的时间很长，气氛很轻松，jiāo谈很随便、愉快。饭桌上从来不讨论生意上的事情—相反，祖父常常跟他的侄女和他的老管家开玩笑。管家叫埃文斯太太，矮胖的身材，慈祥善良。她常常回敬祖父的幽默。有几次，我跟祖父在基魁特还一起用过正餐。饭后，我们便统统来到客厅。在那里，祖父会在客人们的谈话过程中在自己的舒坦的椅子里静静地打起瞌睡。他总是很早就上chuáng睡觉。
有时候，祖父喜欢玩一种纸牌游戏，叫做“纽美利卡”(Num-erica)。该游戏的目的是测试并提高数学分析能力。祖父总是当庄家—每一轮的赢家总是赚1角硬币，输的赚5分钱。
我稍微长大了一些后，祖父已经九十多岁了。有一回，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到“娱乐房”(Playhouse)吃我做的全jī宴。祖父和埃文斯都来了，并且宣布那顿饭“味道很好”!
我还去过祖父在佛罗里达和新泽西州莱克伍德的家。祖父喜欢高尔夫，在波坎迪克和莱克伍德修建了私人球场。当我进入少年、刚刚学打高尔夫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打几个dòng。到了那个岁数，祖父打高尔夫只是为了运动，很少打全场。
1936年6月，祖父的身体开始衰弱。我到奥蒙德比奇短暂地看望他。跟以往一样，他看到我非常高兴，但他已经明显非常虚弱、疲惫。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或静静地坐着。我们简短地谈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但他好像看到我在房间里跟他在一起就很满足了。他允许我拍了几张他坐在椅子上的照片。那是在他去世之前，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祖父是个非常虔诚的人，但是他从来不评判或谴责与他信仰不同的人。祖父一辈子都没有沾过酒，这在标准石油公司实属罕见，因为公司里他的大多数亲密下属都绝不是虔诚的教徒。曾经是对手、后来成为密友的约翰•阿奇博尔德是个嗜酒如命的人，而祖父把对他的“改造”看成是自己的一个终身项目。祖父与他的商务伙伴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其中包括阿奇博尔德、亨利•弗拉格勒和他的弟弟威廉—威廉从一开始就和祖父一起建设标准石油公司。在我听到他极其有限的几次提及自己的商务生涯时，他谈论的是他们在一个宏伟新企业里作为同僚的乐趣，尽管他们肩负着繁重的工作，尽管他们时常挑灯夜战。
祖父本性很谦逊，虽然他过的是只有富豪才可能过的日子，但比较而言，他很节俭。当卡内基、弗里克、哈里曼和范德比尔特等富豪家族纷纷在第五大道修建豪宅的时候，祖父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买了一栋房屋。那栋房子原来的住户阿尔贝拉•沃沙姆是科利斯•P•亨廷顿的女主人。那是一栋非常大的褐砂石房屋，祖父在它的旁边买下了好几栋，以便后来家庭的壮大。但是，鉴于他的本性，他从来不劳心费神去重新装修。祖父在世的时候，沃沙姆女士的高级红壁纸和死沉死沉的维多利亚豪华家具一直留在那里。
祖父惟一沉溺其中的大概要算骑马了。他养了好几对马匹，并且喜欢在波坎蒂克和中央公园骑马快跑。有时，他会在那里跟他的弟弟和几个好友进行比赛。
祖父完全没有虚荣心。他几乎完全不考虑外表形象问题。年轻的时候，他很英俊，可是，在19世纪90年代，他感染上了一种痛苦的病毒—全面脱发，影响了他的神经系统。患上这种病以后，他的头发脱光了。在当时的一张照片里，他戴了一顶无檐便帽，看上去很像是“威尼斯商人”。后来，他戴上了假发。
4. 临危不乱(2)
有些人—特别是艾达•塔贝尔—觉得他的外表形象令人厌恶;有些人却不同意。起初，约翰•辛格•萨金特不愿意画祖父的肖像。但是，在画像过程中的长谈之后，他们成了朋友。最后，萨金特告诉父亲，说他想再画一幅，因为他迷上了自己的主题对象，说祖父让他想起了中世纪的一个圣人。
5. “给予的艺术”
事实上，祖父发现管理自己的财富—截至1910年达到了将近10亿美元—成了一个问题。他每年从标准石油公司和其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数额巨大，而鉴于祖父严谨审慎的本性，这些钱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花费或者投资。由于他对购买法国庄园或苏格兰城堡没有兴趣，又不屑于购买艺术品、游艇或中世纪韵味的西服—也即他那些奢侈的同代人所乐此不疲的所有活动，于是，祖父想到了一个很有个性的解决办法：他拿出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煤矿、铁路、保险公司、银行和各种类型的生产企业，其中最出名的是铁矿生意，并最终控制了明尼苏达州富饶的梅萨比岭的很大一部分。
可是，自从1897年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以后，祖父越来越多地投身于另一种形式的投资：慈善事业。他称之为“给予的艺术”。通过这种投资，他取得了跟标准石油公司一样的重大影响。
祖父自打年轻的时候，从刚刚开始经商就记录每一项收入和支出，包括小到一个便士的慈善捐款，建立了一系列账册—首先是账册A，如今该账册保存在波坎蒂克山上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档案记录成了一种家族传统。父亲学着祖父的样子记账，并努力要求我这一代“照葫芦画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也试图要求我自己的孩子们这么做，结果成效比父亲还不如。
祖父这么做是遵循宗教缴纳捐税的教义，即将自己收入的1/10捐献给教堂和做其他善举。随着他的收入的增加，他的慈善捐款数额也相应上升，一般都达到了他对自己承诺过的捐税比例。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祖父发现自己很难亲自处理慈善捐款事宜。事实上，这是他在那些年感觉到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感觉到自己不仅有责任给予，而且还要做得聪明，如此难度就增加了许多。“给钱很容易造成伤害”，他写道。那个时候，他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而处理其中仅仅10%的资金就占用了所有时间。他的最终解决办法是聘请浸礼会教徒弗雷德里克•T•盖茨主教，请他制订一个更加周全、更加系统的方式，对要求获得资金的所有个人和机构进行评估。幸运的是，盖茨的知识面很广，颇具智慧。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设计分配了一半以上的财富;剩余的大部分最终jiāo给了父亲，而父亲又用毕生的jīng力继承并发扬他们的善举。
有人说，祖父和父亲—以及安德鲁•卡内基—一起发明了现代慈善事业。这种说法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言过其实。他们两人所做的是qiáng调有必要调整慈善活动的方向，从医治社会问题的“病症”转向理解并消除其背后的“病根”。这种转变促使他们两人都欢迎科学的方法，支持在诸多领域里的专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