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行动，按照石璋如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在具体作业中，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他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根据不同的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60箱最珍贵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800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安置等事宜。
就在装船过程中，上海战事已到了最为酷烈的阶段，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实施轰炸。在pào火硝烟中，一批又一批满载着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西行，向长沙进发。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起程，流亡西南。
在淞沪战场上支撑了三个月之久的国军最终力不能敌，全线败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进攻首都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守。未久，骄狂的日军沿水陆向武汉三镇疾速推进，随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蒋介石发表“扬子江将有巨战”的讲话。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遥，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刚组建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迁往长沙的几个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醉别清溪阁(2)
何处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此时正在香港，傅斯年已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的几名常务委员，几番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在进退维谷的绝境中，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对策。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便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回忆录中所说：“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
1936年左右，梁思永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留影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jiāo付李济主任处，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他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梁思永和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殷墟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按：当年殷墟发掘时，李济与董作宾有一个君子协定，出土甲骨由董作宾研究，其他出土器物由李济等人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三巨头”无法脱身，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却要各奔东西了。10人中，除尹焕章于殷墟发掘后留在开封外，李景聃、石璋如、刘燿、祁延霈、王湘等5人要走，只有胡福林、李光宇、高去寻、潘悫等4人留下。这个结果，使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苍凉的yīn影。
去留问题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来，梁思永与李济决定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颇为有名的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据李济等人回忆，清溪阁乃长沙一小有名气的湘菜馆，兼营面食，门店位于八角亭鱼塘街街口。该店所售“卤子面”以碎香菇、金钩及海鲜余料为码，且码多，鲜味异于常家，深受食客的欢迎，为各方人士云集之地。后来清溪阁名声远播，尤其扬名于海峡两岸学术界，实因与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事件--此次史语所考古组同仁前来聚会有关。正是有了这一意义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段久远的印痕。
这个晚上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悲凉加忧伤无形地袭上心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qiáng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的几个北方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
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齐声呼喊“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众人皆呼“中央研究院万岁!”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籍研究会万岁!”(按：该会最早成立，并促成了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籍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霎时进入了酒场中所谓的“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第二天，石璋如等“五大金刚”从沉醉中醒来，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同仁，离开长沙，星散而去。
苦难的李庄岁月(1)
苦难的李庄岁月
1937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指令，设在长沙的临时大学撤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中共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等几位书生闻讯，急速来到临时大学讲演，坚决反对西迁，鼓动学生抵制国民政府与学校当局的号令。无奈形势比人qiáng，徐特立等人的操纵只能是一厢情愿，临时大学师生义无反顾地打点行装，毅然迈出了西迁的步伐。
几乎与此同时，中研院总办事处于重庆发出指示，电令在长沙的史语所与社会学所、天文所、物理学所等设法向昆明转移。据《史语所大事记》本年度十二月条：“议迁昆明，图书标本迁昆明者三百六十五箱，运重庆者三百箱，运桂林者三十四箱，待运汉口者两箱，等运香港者五十二箱，其余六十多箱暂且封存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