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chūn，中央研究院在长沙各所陆续向昆明进发。在梁思永具体指挥下，史语所人员押送300余箱器物，先乘船至桂林，经越南海防转道抵达昆明，暂租赁云南大学隔壁青云街靛花巷三号一处楼房居住。西南联大师生已陆续赶到并开始筹建校舍，梁思成一家已由长沙先期抵达昆明，并在翠湖边一个大宅院里落脚，史语所同仁与梁家在短暂分手之后，又于这个陌生的边陲小城再度相会了。可惜好景不长，因昆明上空日机炸弹不断向下倾泻，入昆的教育、学术机构不得不入川躲避。
李庄史研究专家左照环说：“这就是当年梁思永住居的房子。”(岳南摄)据石璋如回忆：“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jīng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许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jīng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庄之后，尽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梁思永jīng神很好，跑前忙后不亦乐乎。当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迁入李庄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后，梁思永考虑到山上的环境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利，便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罗南陔家中的一座偏房。
因罗南陔属读书人出身，且时任李庄党部书记，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人为高，自梁家入住之后，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种植了近三百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chūn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8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于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时在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8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还开办了一个“期来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chūn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来时，罗家总是专门jīng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以接济他们的艰难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友情一直保持下来。
由于史语所在山上板栗坳办公，上山下山都需爬五百多级台阶，来回异常辛苦，梁思永便周一上山在史语所宿舍居住，周六下山回家休息，在家中的时间是每周两夜一天。据石璋如回忆，在昆明时，梁思永骂当地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李庄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梁思永“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jīng神”。可以看出，当时梁思永的身体尚好，工作热情颇为高涨。自1934年史语所编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考古专门报告《城子崖》问世之后，学术界好评如cháo。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济等开始筹备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小屯》的编写、出版事宜。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冈发掘时，恰好小屯的发掘由一次至九次告一段落，即着手进行发掘报告的编著。受城子崖报告编写方法的启发，梁思永拟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冈告一段落后，接下来做室内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遗址的发掘，这样田野、室内均可工作。待报告完成，再去做田野工作。如此循环往复，遗址不断发掘，报告不断出版，中国的考古事业将出现一个良性发展的盛况。遗憾的是，卢沟桥一声枪响，惊碎了这个辉煌的大梦。抗战之前，梁思永只写出了《后冈发掘小记》、《小屯龙山与仰韶》两篇文章。但仅此二文，即令学术界人士“在当时都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是划时代的贡献，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层位予以确定”。
苦难的李庄岁月(2)
在李庄羊街住宅的梁思永一家石璋如回忆梁思永到李庄的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做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这种气候对于他的身体不适，第二年的初夏即卧病不起，由山下搬到山上的戏楼院旁，居住养病”。这样一番折腾，梁思永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还差点丢了性命。
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的气候是造成梁思永发病的一个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沉疴，其病症肇始于1932年的那个早chūn。
自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梁思永于1931年与时在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福曼是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的娘家侄女，小梁氏三岁，属于姑表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按当时社会风俗，梁、李这对表哥表妹的结合，是属于“亲上加亲”的婚姻典范。在梁、李共同生活的十几年岁月里，二人心心相印，相濡以沫。④
1931年chūn，27岁的梁思永来到殷墟参加史语所考古发掘团工作，由此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揭开了中国考古史上光辉的一页。正当他满怀信心欲向新的高度跃进时，不幸于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病倒。此次患病开始时只是普通的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梁思永的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了病情。当时李福曼已怀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chuáng前加以照顾。梁思永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且在他未来岁月留下了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与同乐寨的田野考古发掘，接着于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事隔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chūn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生龙活虎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jīng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