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41年chūn天来临的时候，陶孟和总算在李庄镇找到了张家祠堂附属的三间仓库，并与张官周等人商定，欲借此处作为社科所的办公用房。该仓库此前已租赁给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并存放着该公司的部分物资，要想把这些物资搬到别处，必须征得民生轮船公司的同意并给予转租补偿。陶孟和深感自己势单力薄，无力与掌控民生轮船公司的老板爷卢作孚抗衡，再次屈尊就驾，恭请傅斯年出面合力与民生公司商谈。傅斯年身在重庆，见陶氏求援，本想不予理睬，又意识到自己毕竟暂时还坐在总gān事这把椅子上，社会所的事务就是自己的分内工作，遂与陶孟和联名致电国民政府jiāo通部次长兼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请求“拟借用贵局在李庄张家祠仓库三个月，为两所临时办公之用，如承慨允，祈电饬该库管理人员以便商洽”。想不到此事又遇到了麻烦。
自武汉沦陷以后，雄霸长江的民生轮船公司活动范围被压缩在川江流域，由于航运通道缩短，船只来往频繁，民生在沿江的许多大小码头，都租赁仓库存放货物，以便更有效地运营。如果是在半年之前，凭傅斯年在朝野的威望，或与卢作孚本人的私jiāo，民生公司让出李庄的仓库是完全可能的。但此次却大不相同了，二人正为翻船事件公开对垒，感情已现裂隙，而缘起则是去年冬天的一次意外运输事故。
抗战前，在中央研究院10个研究所中，史语所的物资之多是最著名的，甲骨、青铜器、陶器等出土器物，外加20多万册珍贵书籍，共有1300余箱之巨，在撤退时几次分散保存，至李庄时还有600余箱。面对这份国宝级的庞大物资，由昆明搬迁时，史语所代所长李方桂从利国公司雇了20多辆汽车，每三辆为一组，分批行动。当一切安排妥当，由三辆车组成的第一批车队于1940年10月2日开始出发。
当满载国宝与人员的车队历尽艰险抵达泸州后，停在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卸货，由史语所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负责接货，通过当地的转运站转送到大吨位轮船，再沿长江水道运往宜宾，最后从宜宾再运到李庄码头。根据傅斯年指示，潘悫、王文林等人与长江航线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联系具体转送航运事宜。
11月12日，由王崇武押运的第三批共140箱物资抵达宜宾，稍事停留后，分装几艘民生公司的小型驳船运往李庄。轮船驶出宜宾不远，其中一艘驳船不幸失重倾覆，船上运载的货物全部滚落于江水之中。众人惊恐，急忙上岸找人打捞抢救。宜宾专员冷寅东闻知，深感事关重大，当即下令所属水运局火速派遣潜水员下水打捞。经过上下左右一番紧急施救，总算把落江的箱子全部捞出。万分遗憾的是，落水者偏偏不是出土的青铜器或甲骨，而是分装于各箱中珍贵的拓本、善本书籍，尽管装箱时外部包了一层函套，但仍全部被江水浸透。
此事迅速报知了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和在重庆的傅斯年，二人大惊。董作宾向傅斯年连连发电商讨救治办法，傅早已气急败坏，大骂王崇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骂过之后，指示王崇武等人速把落水书箱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启验示并设法救治。
此后，傅斯年电请董作宾由李庄赶往宜宾，亲自组织指挥对落水书籍的救治事宜，凡从江水中打捞出的箱子，全部集中到宜宾明德小学进行开箱、晾晒，并一一登记造册。傅斯年与董作宾的信函你来我往，频频jiāo换救治情况并向民生公司通报，以便处理善后事宜。
在宜宾方面，除了王崇武的一队人马外，又加派了后到的一组同人参加晾晒抢救。一行人如同当年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一样，在通天河晒起经来。到了1941年1月11日或12日，晾晒的经卷才算告一段落，所有人员乘船押运物资抵达李庄板栗坳。此段故事正如石璋如所说，这一下“等于晒了三个多月的经”。
宜宾翻船事件，导致史语所珍贵图书蒙受重大损失，傅斯年亲自找到在重庆的卢作孚，不依不饶地让其赔偿。面对确凿的人证物证，卢氏自知理亏，无力狡辩，只好咬着牙答应赔偿。按照这批图书的价值算下来，民生公司为中研院几个所搬迁所挣的全部运费，远远抵不上要赔偿的巨额资金。尽管卢作孚身居国民政府jiāo通部次长的高位，且爱国心切，在武昌大撤退时为国家运输物资出力甚大，堪称民族英雄，但商人毕竟是商人，其职业特性是不会改变的，何况庞大的民生公司还需要生存发展，翻船赔款总是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卢作孚颇为恼火，但又不好迁怒于傅斯年，只有采取当年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的方法，把这口闷气憋在心里，一面虚与委蛇，拖欠赔款，一面等待合适的时机予以发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傅斯年、陶孟和不请自来，竟没事一样地向自己求援，卢作孚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当即给傅、陶二人回电道：“承嘱暂借李庄张家祠仓库一节，歉难应命，希鉴察。”
此所谓没吃着羊肉反惹一身臊，傅斯年被弄了个灰头土脸，大骂卢作孚是小人一个，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等等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无聊之语。为显示自己的“硬骨头”jīng神，也为了在陶老先生面前挽回一点面子，傅斯年索性一咬牙，告之对方可把李庄板栗坳的地盘设法先挤出两个院子，以便陶孟和手下部分人员居住与办公。面对傅斯年的义气与血性，陶孟和颇为感动。陶孟和回到李庄后，立即行动，可惜院子过于狭小，显然不能安排社会所全部人员居住，只得再次率人在李庄郊外四处奔波，寻找地盘。直到5月中旬，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按：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与工作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叫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指挥下，社会所人员分批迁入居住地生活与办公。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万之众，这些来自于沦陷区的“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开始了新一轮与国家民族共度艰危的生命历程。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1)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安顿下来后，开始有板有眼地做起了分内工作。陶孟和与夫人沈性仁住在李庄镇内，离梁思永的羊街八号不远，因而许多年后李庄党部书记罗南陔之子罗萼芬还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时我在镇内同济大学附中读书，经常路过陶孟和租居的院子，陶老都是自己到羊街北口的井上挑水做饭，也看到陶师母沈性仁到街上买菜，陶孟和整天闷着头不太爱说话，沈师母人长得漂亮，有风度，看上去像是大家闺秀。只是那时生活不好，jīng瘦jīng瘦的，脸色也huánghuáng的，听大家闲聊时说她有病，具体什么病，当时不晓得，后来才知道是肺的事。”①
尽管生活艰苦，夫人沈性仁又患病在身，但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陶孟和于愁苦中只能咬牙勉力支撑。想不到仅仅一年之后，因“进军西北”一事，陶孟和与傅斯年又闹得不可开jiāo，直至割袍断义，成为学术界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