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沈性元说：“回忆到金老(岳霖)对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认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内向型的。她文静、深思、内涵比较充实……等，金老称之为'雅'。性仁二姐待人诚挚，处世有方，这些我们父母所留给她的品格，也许由于她爱好文艺所获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说：“二姐处在多难的旧中国，身居在知识分子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家务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jiāo活动，还能抽出时间勤于译著，她翻译了房龙的名著《人类的故事》，此外也译有英文中篇小说。这些也是金老所钦佩的一方面吧。”
与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世间沧桑、生死离乱的陶孟和，没有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其内心的苦楚与孤寂自是非文字所能表述于万一。据巫宝三回忆：“李庄虽是一个文化区，但究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晤谈者，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当李约瑟到来时，陶孟和似乎还没有从失去夫人的哀痛中完全解脱出来，刚刚57岁就已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变得沉默寡言且有几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陶孟和正领导手下部分研究人员，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题进行调查研究。此前，陶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jiāo战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战后和会各方代表谈判情形有过详细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极富政治战略眼光地向国民政府提出，“战时经济状况及其损失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及早调查研究，以作为抗战胜利后和会谈判的依据”。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1939年，陶孟和就在昆明集中人力调查研究沦陷区工厂及其他经济文化机构迁移情况。来李庄后，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由原来的经济、法律、社会学等领域，转到经济学，并确定了以战时经济研究为主的总方针，由调查问题，揭示问题，向协助政府解决问题这一重大政治经济事宜转化。在此期间，陶孟和与研究所同仁着手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了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受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委托，社科所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同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托，调查研究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科学性论证报告。这项工作，一时为各方所重。对此，前来考察的李约瑟对社会科学研究所各位人员的jīng神风貌和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肯定，并在日记中写下了“由此可见，即使在困难时期，川西的生物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很丰富”等赞语。
张家祠言和(1)
张家祠言和
6月13日，李约瑟来到位于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行访问，同时作告别演讲。在演讲之前，一个意外插曲的出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傅斯年与陶孟和握手言欢。
后有研究者认为，陶孟和与傅斯年均北大出身，同为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陶还是师辈人物，人又老实平和，在许多事情上不与人争胜，傅斯年再霸道，也总得识大体，顾大局，不至于太不给陶孟和面子。但事实恰恰相反，陶、傅二人就是这样你来我往、或明或暗地较起劲来，直至水火不容。
陶、傅二人关系发展演变至此，究其原因，乃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一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qiáng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人，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与绿林豪杰的敬慕。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土包子”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进、水泼不透的顽石状味道。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屈居于花和尚鲁智深、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等“三气”。据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回忆：“我与孟真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盘桓，和杨杏佛陪着蔡先生吃饭的机会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我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程氏只看到对方仰天嘘气、鼻孔朝天的霸王神态，可能还没领教傅斯年狂话连篇、目空一切的冲天豪气。据傅斯年自己坦言，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傅氏与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神情亢奋中，蔡与几人均喝了不少酒。傅斯年乘着酒兴，以梁山好汉的作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郡县之'……”此番张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蔡元培大为不快，蔡当场“声色俱厉”地喝斥道：“这除非你做大将!”傅氏听罢，转头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顿时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气。由此可见，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尚且气焰如此嚣张的傅斯年，又何以把一个普通师辈的原北大教务长、现在与自己同一级别的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放在眼里?
当然，除外在的原因，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傅、陶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观诸方面，或如后来中国大陆宣传部门所称的“意识形态”不同与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影响和理论体系。韦伯与萧伯纳等人共同创立了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曾有过接触。但傅氏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视，或曰深恶痛绝。出生于爱尔兰京城都柏林的萧伯纳，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热心社会主义，从36岁开始，到94岁去世，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萧伯纳到他深为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勇敢的战士”云云。1933年2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17日由香港到上海做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萧在上海登岸，其意是“本来玩玩的”(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大放厥词，认为“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云云。许多中国人大肆迷信和chuī捧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人类的大救星，并藉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几位大佬的身价。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的为人为文不屑一顾，较为激烈者，傅斯年算是一个。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傅斯年对萧伯纳的恶感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于是写下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文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