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目山河空念远(2)
第三批是海军部派来的“昆仑号”运输舰。当古物装载时，海军部人员眷属拖儿带女呼呼隆隆地拥向船舱抢占座位。杭立武仍用老办法请桂永清前来劝阻。此时国军战事更为不利，人心越发焦灼慌乱，当桂永清命令众人下船时，“大家都哭了，希望老长官原谅他们，帮他们的忙。那种凄惨的样子，使得总司令也落了泪。他没有办法可想，只有准许他们随船去了”。该舰自1949年1月29日开出，直到2月22日才抵达基隆。至此，四家机构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全部运完，无一件损坏。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运去的珍贵文物就多达2972箱，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新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这个博物院展品的重要支柱。史语所仅“内阁大库”档案就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档案先借放于台北杨梅铁路局仓库，后转南港史语所办公大楼资料库永久保存。
就在四家机构的古物、图书、档案等仓皇运台之时，朱家骅奉命动员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出于各种复杂的考虑，大多数人员不愿随迁，仍要在南京、上海“静观待变”。以陶孟和为首的部分人员私下坚决反对迁台，坚持要留在大陆，静候共产党军队的到来。1948年11月30日，陶孟和参加在京人员谈话会时，毫不客气地对朱家骅说：“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仁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12月9日，面对朱家骅催促，陶孟和以所务会已开过，“全所人员多一票”决定不迁，以此对朱作了简单的答复。朱家骅听罢，认为陶氏明显是在与自己作对，又急又怒，当场以“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为由，qiáng令对方搬迁，陶置之不理，并以各种理由拖延下去。面对朱家骅步步进bī，陶孟和给手下的同仁打气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意思是你们这些小的们不要怕，一切事由我这棵大树顶着。社会学所人员听从了陶的建议，继续拖延下来。
1949年3月6日，陶孟和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明确表示反对迁台。文中说：“对于这些古物、图书、仪器迁台，我们积极的反对，我们严厉的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们运回，发还或分配给所属的机关。”陶所列举的理由，除了运输条件与存放地点极不适宜外，还说“最根本的反对理由，就是我们不承认任何人可以随意决定搬运并处置这些古物与图书。我们相信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就是政府也不能对于它们要求所有权。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的人民的”云云。文中认为“政权的冲突，政权的更迭，都不应牵涉国家民族的宝藏”，qiáng烈要求“政府立刻筹最妥善的方法，将运到台湾的各项古物图书仪器运回大陆，分配给各应该接受的机关”。这个时候，陶氏的呼吁在外人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一厢情愿。但陶孟和心中却清楚地知道，这个梦呓般的声明是会帮他在现实政治中得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分数的。5月，竺可桢由杭州潜往上海，听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说：“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赴京”云云。此时的陶孟和整个身心显然已倒向共产党一方，因而朱家骅的一切努力皆成徒劳，社会科学研究所最终未被拖走而留了下来。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仪式。第二天，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身着灰布军服，带一位警卫员，来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办公楼看望陶孟和。由于陶事先不知道陈氏到来，像往常一样身着长袍至会客室相见，待互道姓名以后，乃知对方身份。据陈毅说，他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陶孟和发表的一些文章，受到启发，并留有印象云云。到底读过什么具体的文章，陈氏没有说出，或许已不必说出。在解放军渡江前夕，陶孟和与几位同道者在报纸上陆续发表的文章，已被这位陈司令员所闻并表示赞赏。
同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文教会派赵卓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集员工联谊会理事会，陶孟和积极出面支持军管会的工作。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京召开，陶孟和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出席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10月19日，成立未久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乃新政权接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组建而成，调整后有16个研究单位。陶氏能挤进新生的中国科学院并出任高级职务，据说是陈毅出面向中共中央力荐的结果。
满目山河空念远(3)
这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正式办公，后来即以此日为中国科学院成立日。建院之初，科学院下设办公厅和研究计划局、国际合作局(联络局)、出版编译局等三个局，陶孟和为副院长兼编译局局长。
有些巧合的是，中国科学院于1950年迁入文津街3号，正是三十年代原社会调查所与静生生物调查所旧址。陶孟和被分配的办公室就在他原任社会调查所所长的那间屋内。几十年光yīn匆匆流过，大半个中国转遍，想不到又回到了事业起点的位置。旧地新任，陶孟和百感jiāo集，尽管他不再像当年那样年轻，不再为自立山头和是否归附水泊梁山，以及是否与中基会总gān事任鸿隽不惜一战等问题伤脑筋，不再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面对自己坐下的那把级别显然有所增高的新jiāo椅，内心感到不太踏实的同时，也伴有对新政权由衷的感激。正是怀揣这样一个感恩戴德的梦想，在红色政权刚刚成立之时，他与同时被任命为副院长的竺柯桢从北京返回南京、上海等地，凭借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影响，同时以新任党国大员的赫赫声威，召集收拢已散落于各派系山头的旧部与科学界好友留在大陆，共为红色政权效力。只是出乎陶孟和预料，当他环顾四周，突然发现面临的处境并不乐观，且越来越明显地陷入有苦难言的尴尬境地。当陶孟和坐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jiāo椅的时候，他一手经营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依然设在被视为蒋介石老巢的南京，工作、生活方面诸多不便，经批准于1952年底迁到北京。这个时候，社会学已经被红色政权当作伪科学遭到了否定，该所到北京后即被改为学术性质和研究方向大不相同的经济研究所，整个社会学专业被无情地取缔。正如陶的部下巫宝三所说，“到1952年底，可以说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研究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个由陶孟和顶着各方压力一手创建、中途经过改编和重组，历经风雨坎坷并始终由陶氏掌舵达26年之久，且最初是以研究人民生活问题为主要方向的社会调查所，就这样如一缕轻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无论是陶孟和本人还是他手下的研究人员，几十年的打拼奋斗，最后落到学术成果无人理会，甚至连自己的专业都保不住的悲怆境地，其内心的痛苦与jīng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