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当作“御史”的傅斯年因其在政学两界非同寻常的人脉背景，以及独特qiáng悍的处世方式和能力，最后得到了“老大”蒋介石的尊重。蒋氏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个身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内在因子，对国民党和政府核心特别是蒋介石本人，越发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傅斯年参政后，一直以“御史”角色频频出现并与当朝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辈较劲对垒的内在根由。就在傅斯年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对党国大事发表“宏论”。据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右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作义愤状：“他凭哪一点?”后来，傅斯年一直抓住蒋介石的宠臣(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痛得蒋氏嗷嗷直叫，但又无可奈何，最终不得不采取长痛不如短痛的方法，将两人罢职--孔、宋分别从行政院长任上被赶下台来。
既然傅斯年对蒋介石和其操控的党国政府深以为然，且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念，这就决定了他与陶孟和虽同住李庄一隅之地，却“jī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宿命。只是没有想到，由于李约瑟的到来，二人暂时摒弃前嫌，两双手又握到了一起。
傅、陶两位学术巨头是以何等的心境和缘由，在这样的时间和场合走到了一起，历史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只是林徽因在给她的好友、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新闻官员费正清夫妇的信中透露了只言片语：“有人开玩笑说，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时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与傅斯年博士在李约瑟的讲演会上当众握手言和，应当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因为在大庭广众下发生，更具戏剧效果。它刚好在李教授在中央博物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导，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林徽因在信中特别提及让费正清夫妇放心，并言“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的”。最后又突如其来地插进一句：“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还得归功于某位人士。这位人士有拼命卷入别人是非的癖好，而且尽人皆知。”
林徽因所说的“某位人士”，随着当年在李庄的知情者一个个凋谢而难以查考。金岳霖晚年曾说过一句话：“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话到此处没有接着说下去，具体细节不得而知。或许，这个矛盾与林氏提到的“某位人士”卷入金、陶或沈性仁之间的是非亦有关联，但真相到底如何，尚不能确定，大概这个插曲将成为一个永久悬案而无法破解了吧。
满目山河空念远(1)
满目山河空念远
因躲避日本人炸弹而流亡李庄的知识分子，蛰伏在扬子江尽头这个古老小镇苦苦等待了近五年时光，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学术机构陆续离开李庄回到南京，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回迁北平，同济大学回归上海。至年底，复员事宜全部结束，随着1947年元旦钟声响起，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正当众人于亢奋中满怀热情欲重整山河，为学术进步、民族尊荣大显身手时，内战爆发，国共两党展开了新一轮搏杀，中华大地再度陷入烽火连天、人头乱滚的时局。经过两年jiāo战，共军越战越勇，跨过北方的白山黑水一路向南推进，国军兵败如山倒，南京政府岌岌可危。
1948年11月底，朱家骅奉命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由新任总gān事萨本栋主持，分别召集在京七个研究所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出席人员有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会议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扩建工程，原备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作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南运台湾等等。
会议之后，各所领导人组织人员携公私物资陆续向上海撤退，“静观待变”。与此同时，根据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指令(按：翁接替宋子文任该职，11月26日辞职)，南京的故宫博物院分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四家机构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全部装箱运往台湾，由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全权指挥。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海军司令部派来“中鼎号”运输舰与一团官兵协助装运。此时整个国统区已是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纷纷设法出逃。据当时参加装运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人员那志良说：“海军部人员听说有船开往台湾，大家携家带眷带了行李，赶来搭便船，船上挤满了人。我们觉得对文物安全是有问题的，由杭立武先生找来海军司令桂永清解决这事。他上了船，百般劝慰，说另有船疏散眷属，他们才相继下船。”此船共装运四家机构运来的古物和历史档案、标本、仪器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这时李济已辞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之职，此次以故宫博物院理事与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负责这项事务。在搬迁之前，中共已得到消息，急派一位李济的学生、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的人物出面劝阻，但李并未听从，并告之曰：“保护这批古物是我的职责，自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已护送这批珍宝跋涉了大半个中国，终得以保全。现在我同样不能眼看着祖宗留下的国宝毁于战火。国共之战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这批文物而撒手不管，是为不忠不孝，对不起后世子孙。”③
劝阻者怏怏而去，中共方面又转而找到倾向共产党的陶孟和对李济委婉相劝，但李仍不买账，呈慷慨激昂状对陶说：“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证这批古物不在战争中被毁，并有科学证据说服众人，同时能担当起这个责任，那我就放弃。”陶氏当然拿不出科学证据，更不敢担当这份与江山社稷紧密相连的“国之重器”存亡之重责，乃罢。李济以讥讽的口气说道：“你陶孟老不是也带人跑到上海躲起来了吗?对于我们做的事又横加指责，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台湾与上海同为中国的领土，并不是外国人的领地，在整个大陆都笼罩在pào火的非常时刻，中华民族的珍宝放到祖国领土最安全的地方，乃我之责也。”④陶孟和听罢，不再与之辩论。
1948年12月20日，满载国宝的“中鼎号”军舰拔锚起程，由上海进入激流汹涌的台湾海峡，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驶去。据随李济押运的那志良回忆说：在行程中，因“这一只船是平底的，遇到风làng，船摇摇摆摆，颠簸不定，船上的箱子又没捆好，船向左倾，箱子便滑到左边来，向右倾斜，箱子又滑到右边去了，隆隆之声，不绝于耳。海军司令又托船长带了一条狗。它又在那里不住地狂吠，加以风声、涛声，这些押运人员直觉得是世界末日要到了。”军舰在大海里颠簸一个星期，直到27日才到达基隆。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海军一时无船续派，第二批箱子就租赁招商局一只海沪轮进行起运，由于商船本身船舱较大，仅史语所的古物、资料就装载了934箱。该船于1949年1月6日起航，仅三天即到达基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