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不识时务地抛出惊世骇俗之语，众皆哗然，认为仅凭这一个“浩劫”，打成反革命并拿入大牢已成定局。这一“反动”言论与中国科学院对其严惩的内部决定很快被毛泽东所知，毛经过反复思虑，改令对陶孟和提出警告，没有将其真正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分子而置于死地。据说，是陶的两层非凡的人脉背景使他在极度危难中免遭压顶而来的一场“浩劫”。
其一，陶为南开中学的开创者之一，属于周恩来的师辈人物，并与周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陶在北大任教时，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教授病故，当时杨家来京不久，无依无靠，生活艰难。在这种处境下，是蔡元培、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并料理了丧事。当时地位极其卑微的毛泽东对这段情谊刻骨铭心，念念不忘。正是念及这段故人旧情，毛才手下留情，没有对陶采取严厉行动。也正因为毛感念这段在艰难岁月中结下的情谊，马寅初才成为后来的北大校长。而“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胡适在遭到一阵口诛笔伐后，毛泽东于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接见政协知识分子代表时，就胡适的是非曲直、功过是非，才说出了一段出乎众人意料，且意味深长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当年争取胡适的无奈，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旧情无法割舍的感念之举。而其他的知识分子，如跑到台湾的傅斯年，或留在大陆的冯友兰等辈，一生都没有等到，也不可能等到这种令人思之感伤的心里话。所谓“行下chūn风下秋雨”，其根源就在于此。
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在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中，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72岁。
注释
①2003年，作者在李庄采访罗萼芬的记录。
②1945年9月20日，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举行，傅斯年在会中发言极多，引起国内教育界各宗派门户成见者不满，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任国民政府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综合傅的发言，以讥讽的口气谓傅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gān事、太上北大校长”。傅斯年去世后，据董作宾言：“因为孟真先生的学问渊博，对于自然人文科学门门都通，一直是蔡先生的重要助手，他名义上是史语所的所长，实际上等于一个义务总gān事，他对于全院工作，赞襄策划的劳绩很多，同时他也代过几次总gān事。历来的总gān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这是实情。因为他的气魄大，要钱、花钱，都有本领。”
③④2004年作者采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考古学家的记录。
⑤1985年，一个叫任明忠的年轻工人，凑了两万元现金从北京一家废品站买到了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陶孟和等人署名的编为17号的秘密文件，该文件末尾附有“本会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十一日编制全国公私财产损失统计表暨全国人力损失统计表”等字样。文件统计，全国公私财产损失总计318亿美元(1937年7月之美元价值)，全国军民死伤失踪近1183万人，其中军队341万，人民842万。但文件里也表示，“因少数省市以情况特殊不允调查，或调查较迟不及报送，致未能如期编制，不无遗憾耳”。除这份文件外，其他均为抗战调查的各类数据。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通等专家鉴定，整麻袋材料均为当年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报告，但至今仍未引起当局的重视。(参见《京华时报》2005年4月26日报道)
⑥1952年12月底，张稼夫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调中科院任党组书记，1953年1月14日为副院长。1956年因病调国务院二办工作，所担任的中科院职务由张劲夫继之。
中央研究院总gān事(1)
叶企孙冤案始末
中央研究院总gān事
中央研究院历届总gān事，除杨杏佛遭暗杀，丁文江因煤气中毒而殁，就任期的长短论，叶企孙算是较为短命的一位。
叶企孙叶企孙，1898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据叶自述：“父亲是科举出身，研究古书的经史部分……吾从十几岁起，读了相当多的古书，例如曾读完《诗经》、《礼记》和《左传》。这些古书使吾有正统思想。1913年入清华学校，又学了一些欧美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家庭背景和经历，与当时进清华的其他学生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即便是经商之家的子孙，入学后也要读四书五经，时代如此，非个人之力所能抗拒和超越。1918年，叶企孙清华学校毕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1920年获硕士学位，转赴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实验物理。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旋即旅游考察欧洲各国著名大学，并寻访与国际一流大师jiāo流。1924年，叶企孙回国，应东南大学之聘，出任物理学副教授。1925年8月，应清华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1929年出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代理校长。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出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及校务委员。
叶企孙冤案始末|叶企孙以清华学校奠定人生基础，又以清华大学作为舞台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可谓一生的辉煌皆在水木秀丽的清华园萌芽、生长、结果。至于在人生的中途出任中央研究院总gān事，主要是朱家骅的盛意，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不是他后来在牢房中那段说不清、道不明，身陷囹圄而有口难辩，甚至为此差点丢掉性命的炼狱生活，以中国人的健忘速度，此段经历恐怕早已作为一缕炊烟消散于历史风尘之中了，但因为一件神秘的C.C.系特务案，使这段经历成为他本人以及清华校史上难以抹掉的印痕。
抗战期间，没有人特别关心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与叶企孙的私人关系，就学术界的多数知识分子看来，叶氏加盟中央研究院，属于普通和正常的工作调动，没有任何特殊的私人背景与政治色彩。据叶企孙在监狱中的jiāo待材料说：“据吾推测，中研院要吾担任总gān事的理由，是因为吾对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从当时的情况和后来有关方面的调查看，叶企孙这个jiāo待基本符合事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年后的1968年，这个工作调动已变得不再普通和寻常，叶企孙被当作暗藏的国民党C.C.系特务分子，被中央军委办公厅逮捕关押，他与朱家骅的关系，由此变得扑朔迷离，并成为能否保住叶之人头的焦点所在。
据梅贻琦与叶企孙的学生、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层领导的某君，于1968年的揭发材料显示：梅贻琦与叶企孙均是朱家骅手下的国民党“中统”特务，且“中统”在清华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校长梅贻琦。某君进一步揭发道：“叶企孙是理学院院长，一向梅贻琦因事外出，总是由叶企孙代行校长职务，即在抗日战争前后都是这样做的。直到解放后，还是沿袭过去惯例由叶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伪教育部长朱家骅是反动组织'中统'头子陈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与叶的关系相同于梅与朱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朱家骅不可能不拉叶参加这个反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