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细看鲁迅《华盖集续编》，可以看到他和"正人君子"的《现代评论》派(也称吉祥胡同派)，有过短兵相接的长时期论争;后来，他到了厦门、广州，也
和"系"》中，看得很明白)。、到了上海：这一份论争的气息，就从胡适所主编的《新月》上再展开来。鲁迅也就主编了在上海复刊的《语丝》周刊。
《新月》派文人，有徐志摩、胡适、梁实秋、沈从文、罗隆基等(这些作家，都有他们的成就的，《语丝》和《现代评论》论争的公案，也一直是结而不解的、当年，陈西滢写信给徐志摩，曾经毒辣地讽刺了鲁迅一阵，说:"鲁迅先生一下
①转引自《冯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
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一面大镜子。你见过赵子昂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3^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
打一个赌。"自从这封毒辣的信刊出来以后，鲁迅就和他们明识暗讽对骂了一年半，而今又移到《新月》上来了。
《新月》的发刊词，便是一封挑战书，他们提出了"健康与尊严"原则说: "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这又是一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我们不妨把思想比做一个市场，我们来看看现代我们这市场上看得见的是些什么。如同在别的市场上,这思想的市场上，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排满了招
牌，贴满了广告，这一眼看去,辨认得清的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色彩， I 各有各的引诱(他们列举了十三种派别〉。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
! 上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条件是(一)不妨害
健康的原则，(二)不折rǔ尊严的原则。"这段申明，可以说是很含混的，也可以
说是很鲜明的。接着便是梁实秋那篇《文学与革命》，他认为革命的文学这个
名词根本就不能成立，说:伟大的文艺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绝无阶级的分别。鲁迅便起来
应战了 ，他说:"这样的山羊(指新月派的绅士)……脖子还挂着一个小铃铎， 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的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的所在。……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①
他批评梁实秋的论点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
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4束缚。实乃出于必传 然。自然4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jiāo易所折本的澳恼，煤油大
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 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
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 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髙，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一一的文学，
或者除去4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 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
学。"①这一场争论，倒是不十分长久，便过去了 。
鲁迅初住上海那两年，曾经应李小峰之请，编过《语丝》周刊的(那时，李小峰已经把北新书局办起来了，那时的北新颇有朝气，和开明、生活书店鼎立为三)，这份时代记程碑的刊物，到了上海，内伤外感，却也失去了初期的光芒了。鲁迅曾以沉痛的心怀写过那篇：《我和〈语丝〉的始终》，说到向来编法的"糟""乱"(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杈，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稿， 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改，所以他应做的，不过后一段事， 而且社员的稿子实际上也十之九直写北新书局，由那里运送印制局的，等到他看见时，巳在印钉成书之后了。所谓"社员"，也并无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余早巳无多，中途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他说:"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
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4革命文学家'的拼命的围攻。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
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但《语丝》本身，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几个了。前者的原因，我以为是在无话可说，或者有话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个实证。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
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绍介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 我不给编人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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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传
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我托词不载的
事由单。"①在鲁迅看来，这又是《新青年》的旧戏重演了。他有几句沉痛的结
语："虽然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
之力，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但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② 从那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气氛来说，鲁迅之在上海，处于国民党政权之下，
也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时代，并无不同，甚至更低沉得多。他之所以转向积极反抗的路，也还是这一种低沉的气压迫出来的。他曾经这么说过："倘若有人问我，可曾预料在4革命'的广州也会有那样的屠杀?我直说，我真没有料到。姑不论我也是抱着《美梦'到广州去的，在那里，还在'合作'时候，我就亲眼见过那些嘴脸，听过那些誓言。说我深于世故，一切世故都会没有用的。……还是太老实、太相信了'做戏的虚无党。真上了大当……我终于吓得口呆目瞪……血的代价，得的教训就只有明白了这上当。"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