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h“，汉译为“步兵”之意，确证努尔哈赤是有的放矢，设置了伏兵。
[1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宋幼清九籥集》卷1，《建州私志》卷中，参见《清初史料四种》，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哈都亦即阿敦.
[15]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载：“西路天兵一阵极jīng勇，胡兵几不能当，而争割首级无意力战，一胡之仆，十余骑皆下马争之，故以致败复”，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4。
[16]熊廷弼：《正军法定官守疏》载，“从杜松逃阵一次者非刘遇节乎?临阵背主先逃致社松呼恨切齿而死者非王捷乎?”参见《筹辽硕画》卷29。
[17]《满文老档·太祖》卷8。
[18]《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7。
[19]《宋幼清九籥集》卷1。
[20]《满文老档·太祖》卷8，《宋幼清九籥集》卷1载：努尔哈赤率“jīng锐三万人应杜”或许六旗军不满额，但对明军亦占优势。
[21]吴伯与：《恭陈微悃疏》载：“而杜军一路败阵，而归者尚一万四千余”，足见，萨尔浒大营兵基本未战而溃，参见《筹辽硕画》卷20。
[22]陈王庭：《援将违律丧师疏》载：“将兵不习，背水而战……轻骑而入，撇弃火器、车兵，师无老营”，参见《筹辽硕画》卷17。
[23]参见《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38，《宋幼清九籥集》卷1，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第八、九种》页44，《满文老档·太祖》卷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载：“松追(哈都)至山前复战，敌兵见之，不困杜师，独困杜松、哈都二人。杜师亦趋至，……杜跃马欲出，而西周如铁，遂殊死战，自午至酉师尽复”。王象恒：《极议安边固圉疏》载：“杜总兵砍杀数里，被达贼围住，杜总兵面中一箭，落马”，《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
[24]周希令：《疆场失陷庙算困循疏》载：“浑河之役，近万jīng锐杂之庸众之中”，参见《筹辽硕画》卷25。
[25]《明神宗实录》卷580。
[26]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八章。
[27]《明神宗实录》卷580。
[28]《满文老档·太祖》卷8。
[2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30]《明神宗实录》卷580，《满文老档·太祖》卷8。
[31]茅瑞征：《东夷考略》页21，《满洲实录》卷5，陈王庭：《敕励朝鲜、金、白二酋疏》载：“北关初三日始以二千之众赴三岔之北，……到中固，有安乐州备御家吩咐我家兵马回寨防守”，参见《筹辽硕画》卷19。
刘綎全军覆没，李如栢急退兵
三、刘綎全军覆没，李如栢急退兵
后金国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亲统八旗主力，大败西路抚顺、开铁两路明军后，急令达尔汉侍卫统兵一千，迅速东去。继令二贝勒阿敏率兵两千启程。随后，他和众贝勒也收兵东来。开到界藩，按女真人风俗杀牛八只祭旗、告天，祝愿旗开得胜。
祭旗前，大贝勒代善请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说，我率领二十人扮作侦卒东去探听消息，汗父祭旗后可以从容东来。大贝勒走后，三贝勒莽古尔泰相继东去。转瞬间四贝勒皇太极驰马来到汗前。对汗父说，不出我的所料，大阿哥(兄长或皇子、太子之意)果然已经东去了。请允许我与大阿哥同往。努尔哈赤劝阻说，你大阿哥扮作侦卒前去打探消息，你可以随我同往，不必前去追赶。四贝勒急不可待地恳求说，大阿哥已经独自前去，我怎么能逗留在后?说罢也率兵疾驰东去[1]。
努尔哈赤祭旗后，下午申时从界藩起兵，五更与大贝勒相会。四日清晨，努尔哈赤进一步布置兵力。他在初战得胜后，头脑十分冷静，仍然不采取分兵对付两路的战法，还是集中主要兵力会战明军一路。这一方针已经构成萨尔浒大战中各个战场作战的特点，即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分别缓急，个个击破。努尔哈赤命令留下四千守城兵，以防明清河路进犯，其他八旗士卒全力东进，迎击刘綎军。
总兵官刘綎号称勇将，为明代西南地区的名将，他从少年时期起就立有战功，在明军中享有盛名[2]。刘将军手持镔铁大刀，重达百二十斤，力大无穷，马上抡动大刀如飞，人都称他为刘大刀[3]。他曾在四川任事，手下有川、贵苗族jīng兵数万，十分骁勇，每战必胜，战绩辉煌。
万历皇帝命令刘綎将军星夜赴京。刘将军接到圣旨后，不敢怠慢，带领儿子刘结、刘佐及昔日随征有功员役刘招孙等，并家丁七百三十六名，战马八百多匹及陆续集结的数百人，前后约有一千多人。又带佛郎机、百子排号、乌铳、火pào等器械，另有军船一艘。刘綎恳请待运船到后，川兵稍集便立刻出关[4]。
经略杨镐最初不想征调外省兵，对于刘将军迟迟不出关，请调川、贵兵，十分不快，拒绝督办。恰在这时，即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七月，努尔哈赤亲自统领大军攻下了清河城，京师震动，辽左人心惶惶。明廷兵部也深感仅有辽兵难于支持，各个城镇征调的兵又一时不到，不得不考虑调用湖、广、川、浙的兵。这时，刘将军再次上书给兵部，指出调发川、贵兵的必要性。兵部事戎政尚书薛三才支持刘将军的请求，转述说：刘綎将军一禀揭至，谓川、贵兵出入崖峪埋伏、攻击是其长，马战也称便捷，况且鞍马、器械多其自备，只要召集不用一个月便可以到达数万，都是旧时部下的久经战阵的人，远非乌合之众可比[5]。万历皇帝准薛三才所请，下旨给兵部，速调川兵，刻期出关。尽管路途遥远，也必须速调，专备刘綎将军调用，不得再误事机[6]。
然而，王朝末年的腐败现象之一就是吏治败坏，官员不肯为国尽职。明廷兵部接旨后，办事迟缓，催兵不力，刘綎又等待数月，所调的兵数仍不满额。时至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正月，努尔哈赤经常出兵蚕食北关叶赫部，锦台什、布扬古深感危急。经略杨镐素来与刘綎不睦，bī令刘将军出关戍守东部亮马甸子，以为叶赫部特角。亮马甸子地区，这时正是雪深数尺，马无食、人无粮的绝境。刘綎将军迫于军二令，只得遵命驻防，情绪十分沮丧[7]。
努尔哈赤在刘綎将要进兵的栋鄂路，砍断大树，设置三道大路障，分兵守险，布列有序，而刘綎出师前还是没能得到兵将相熟的川兵，只带家丁和已经到的川兵数千。这一些兵又分别由各将率领，所分配来的官军多数是浙江人。经略杨镐虽然说有明兵两万四千人，实际上各将所率领的官兵不过一万五千多人[8]，可谓兵力“极为单弱”[9]。
刘将军不只是对自己所率领的兵员和士兵素质不满，而且对于经略杨镐等人决定的师期也大有异议，他在进兵前就很气愤地对朝鲜李朝将领姜宏立说：兵家的胜算不过是得天时，得地利，以顺人心而已。现在的天气甚寒，此次出兵非得于天时啊!道路这样艰难，也非得于地利，并且感叹地说：我不得主兵权啊![10]刘将军认为，出师的日期应当改在四、五月份为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