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州游击场于渭送银一千三百六十八两五钱，帛八匹，帛衣一百七十一件，翠蓝布衣八十六件、皮袄七件，
翠蓝布一千零八十一匹，……粳米二十一解五升，盐两千四百斤[17]。以上诸项钱粮、布匹都是明代辽东的
租赋收人，很可能是上一年的库存。可见，努尔哈赤一进入辽沈就开始享用原有的封建租赋了。
同年六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在辽阳西关设立市场，宣布市价、税收制度时，要求“悉仿明制”[18]。七
月十七日，又下令“依旧例”迅速催促贡谷、草束等[19]。这样，从九月到十二月，盖州等城游击先后贡盐
、棉、谷、草、银钱、蜂蜜等，纷纷而至。这些作法都是沿袭明朝的封建租赋制。
按明制征收田赋，免去各官在正额赋税以外的“乱赋”，似乎减轻了辽民的一些赋税负担，而实际征收的
时候，一点没有减少。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对刘爱塔说：公取正额的
赋税“勿增勿减”[20]。第二年，在“计丁授田”的情况下，每年每丁征收白银三两[21]。征赋的形式有
别，地租从实物改折货币。这是由奴隶制度下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向封建制度下的货币地租转变的一个有
历史意义的变革。
后金进入辽沈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认为，他所占据的领土就是后金的领土，所占领地区的人民即是后金
属民。他曾多次宣称：女真、蒙古、汉人，凡是属于后金管辖下的，都是“同汗之民也”。因此，将辽东的汉
民，不管入旗与否，都纳入八旗体制进行管理。凡是国中有事，大的以旗，小的以牛录为单位，各随牛录或旗
行走。天启二年三月，运输右屯卫谷物的时候，以旗为单位出车，向牛庄仓搬运。以达尔汉、巴布泰、汤古岱
、鲍尔晋、穆哈连、苏巴海、栋额额驸、阿布泰分别率领八旗，所出的车辆分别为五百五十七辆，六百一十辆
，三百七十二辆，三百八十辆，三百零二辆，二百六十五辆，二百六十辆，六百一十五辆。各运谷物为八百三
十解，八百二十解，四百九十斛，五百零五解，四百解，三百八十解，三百一十解，八百一十五斛[22]。除
了以旗为单位以外，有些具体事情，努尔哈赤又常责令牛录办理。在运谷时，一牛录三百个男丁，运谷二百斛
[23]。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努尔哈赤下令，各个牛录要降低出售货物的价格。七
月初十日，下令催促每个牛录收获谷物入场。十二月，新年到了，命令每个牛录可以杀食贡牛两头，各取公炭
十筐，由牛录额真亲自去领取[24]。出兵打仗也不例外，天启三年四月初一日，努尔哈赤下令每牛录出兵百
甲[2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采取汉官仍然授与旧职，民各守明时旧业，实行明朝税制、租赋等制，参照明时的军屯
制，斟酌后金的牛录计丁制，实行“计丁授田”，以八旗牛录制度统理官民。这对后金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
的过渡起了促进和加速作用。
后金在进入辽沈前后，社会制度的变化是明显的，尤其是在阶级关系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后金在进入辽
沈以前，努尔哈赤将社会等级分为汗、贝勒、大臣、诸申和阿哈等。汗、贝勒、大臣是上层奴隶主阶级。诸申
除了部分人役使阿哈为奴隶主外，多数是平民。阿哈作为一个阶级是后金社会的产物，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从
阶级关系方面看是三个社会集团，奴隶主、诸申和阿哈。努尔哈赤要求贝勒与诸申，主人与阿哈之间要相互“
慈爱”[26]。后金进入辽沈以后，由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努尔哈赤对这三个社会阶层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
。他认为汗是天的儿子，汗以天为父;众贝勒、大臣是汗的儿子，汗是众贝勒、大臣的父亲;诸申是众贝勒、
大臣的儿子，众贝勒、大臣是诸申的父亲;阿哈是主人的儿子，主人是阿哈的父亲。
上下都是父子关系，要求下敬上，子敬父，不许贪私，不许生盗贼jianbào之心，各自都要勤于本身的职务。
诸申、阿哈要按照汗、众贝勒、大臣的指令行事，忠于职守，否则，忧患就必然会降临[2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新看法，究其真谛无非是比较明确地接受了明朝封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
理道德观念，这无疑的是个重大的变化。在这种观念下，孝悌、忠君思想被提倡作为指导思想。过去发兵征服
了乌拉部、叶赫部，把各部的居民编入八旗，两部中父辈的老人拜朱扈、果兴阿等，对努尔哈赤多有怨恨。天
启五年(公元1625年，夭命十年)，努尔哈赤主动宴请两位老人，并亲自跪在他们面前，双手捧着肉，请他们
食用。他认为，这种作法是“以孝悌为礼”，又教育各级额真、国人都应当照这样行事[28]。要求他们孝敬
父母，梯其兄长，世世代代都不要违背孝悌之道。要求女真人、蒙古人、汉人等各族人民，都应当以孝悌之道
处事，“和乐”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提倡尊君，主张“忠信”。他命令各级官员都向汗作出忠信的誓言，要
做到身死家贫也绝不违背汗的教诲之言[29]。这些君臣、父子、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复提倡，使
明朝的封建思想在后金的上层建筑领域逐渐居于统治地位，使后金的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渡正向更深化的程
度发展了。
后金奴隶制在进入辽沈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迅速地向封建制转变，统治阶级在变，被统治阶级也在变。在
“计丁授田”过程中，汗、众贝勒、大臣成为辽东无主田地的所有者，每个诸申都必须在新的地主名下(即汗
及其以下各级额真)领得自己的六垧田，缴纳租谷和赋银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到分配形式，都采取封建的剥
削方式。诸申成为新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农，社会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们必须严格地服从君臣、父子关系
，倘若违背众贝勒、大臣的意旨，就要大祸临头。阿哈这时可以通过告发主人的办法，离开户主，甚至改变社
会地位，上升为主人[30]，为其争得人身自由，开了一线光明之途。这就是说，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
系列变化，使后金社会在进入辽东以后，迅速地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和演变，这是努尔哈赤实行仿照明制、
酌立新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诚然，尽管后金社会在进入辽沈以后，向封建制的过渡较快，但必须看到，这是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
奴隶主集团在qiáng大的封建势力包围之下，在广大的汉族人民的激烈斗争中实现的，而其原有的奴隶制生产方式
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甚至在某些方面仍然有所发展。因为它毕竟是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国家，统治者从一个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