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想起伪天堂与好地狱，在好地狱，人们还知道自己是在地狱，所以想改变地狱，但在伪天堂久了，人们就习惯了，并以为已经是在天堂。
有什么好说的，老陈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最近几年，他也再没胃口看痛苦的当代历史，只有兴趣正典名著和风花雪月。他是每天上网，并经常逛书店，但都没有察觉到历史已经重写、真相已被删除，因为他也不关注了。直到昨天在三联书店、今天在网上，他才重新注意到历史真相明显的不在、公然的失踪。
老陈是写虚构小说的，是个说故事的人，他知道在后现代的符号世界，事实是可以建构的，历史是可以做不同解释的，什么叫真相或存不存在真相这回事都是可以争论的，不过，对于睁着双眼说假话，眯着双眼删改事实，肆无忌惮的歪曲真相，赤luǒluǒ的篡改历史，老陈心里还是感到一丝不安。
但也仅仅是一丝而已。
如果老陈当年不是当过记者，他大概也不会觉得事实必须受到重视，如果不是做过大陆文化名人的访谈，也不懂得应该保留历史的真貌。尊重历史、事实和真相是一种后天学习回来而不是自然天生的价值观，不见得受普世认同。大多数人对历史事实真相都不在乎、都不会有所坚持。
一般人也没法在乎，坚持的代价也太大。
何况真相往往令人痛苦，谁不想去苦取乐?
老陈这一刻就是想卸掉历史的重担。我们用得着责怪一般老百姓失忆吗?应该qiáng迫年轻一代记住上一代的苦楚吗?难道知识份子就要滚地雷，跟国家机器死磕?
难道老百姓平常过日子还不够忙?
难道年轻人不应该向前看?
难道知识份子少批评多建议，实际一点，把jīng力花在国家需要的课题上，不是更有意义?
现在大家的生活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
谁还有空管得了那一点点历史事实真相?而且不是所有的历史、纪实或回忆的书都不能出版，相反的，这类书多得很。只有不能符合以至挑战中共当代历史正统论述的书才会全部消失。
老陈忽然想到一个词：九成自由。现在我们已经很自由了，九成甚至更多的题材都可以自由谈论了，九成甚至更多的活动都已经不受管制了，难道还不够吗?大多数人连那九成的自由都消化不了，还嫌太多呢!不都已经在抱怨资讯爆炸、娱乐至死?
老陈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他有一张很长的书单，都是他想看还没看的书，包括国学的，如二十四史，也包括经典小说，如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那是西方小说的一个高峰，但是因为当年台湾和大陆的阅读取向不一样，老陈的同代大陆知识份子在看帝俄小说的时候，老陈则在看当代美国小说。作为小说家而没看过俄国小说，老陈有点心虚。他一直都对自己说，以后有机会要补回来。现在，老之将至，还等什么?老陈有这些正典就可以了，用不着太多的自由。
况且，将来国家条件许可，还可以放宽到九五成。说不定现在已经到达九五成。那跟西方所差无几了吧。西方也有言论和活动的不自由，譬如德国政府就限制纳粹支持者的言论自由、美国很多州政府都剥夺同性恋结婚的自由。惟一的差别是理论上在西方，政府权力是人民给的，而在中国，人民的自由是政府给的。这差别有那么重要吗?
现在连清洁阿姨都会跟老陈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中国是在进步，希望它再好好的走十年、二十年，谁都不想再有大折腾。
大家务实的做好份内的事，国家稳步向前发展，老百姓生活慢慢改善，那就很好了。
老陈想：都怪那个方草地，说什么一个月不见了，什么杨绛的书都没了，打乱了自己的思绪。
老陈现在只有两个自寻的烦恼：想再写小说，想寻找迟来的爱情。
他打电话找社科院的朋友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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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燕现在也知道周末该在家休息，不应该工作。自己年龄到了，孩子都上大学了，不要太拚了，她老公一向劝她。
她更知道，项目是做不完的。现在的情况跟她当年不一样了，当时她做的研究课题不被重视，找不到经费，还常替她惹来麻烦，现在她也算是学科带头人，而农村社会文化研究也成了显学。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在贵州黔东南做少数民族女童失学研究，还要靠台湾和香港的民间捐款才能开展项目。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她调查城里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时，京城学界也看不起这样的课题，而且她还受到各级政府的抵制和打压，要到千禧年后情况才一百八十度转变，中央出笼新政策，地方政府要制订对策，纷纷找专家学者咨询，虽然那时候学界突然冒出了许多自称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新专家学者，但自然也会找到胡燕。之后的新农村建设和农地流转重大课题，胡燕都分到研究项目，拿到令同行妒忌的国家拨款。
近年在做农村田野调查的时候，胡燕无意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基督教新教的家庭教会的快速蓬勃成长。中国的基督徒人口，“地下教会”加上三自爱国教会和天主教爱国教会的信徒，2008年的调查数字是五千万，现在胡燕心里的数字是一亿，而这个跳跃都发生在这两年之间。为此，胡燕和两个做农村社会学的朋友合写了一份非公开的初步报告，在学界朋友之间流传征求意见。胡燕在考虑的是，自己有这么多国家重大课题在手，已经顾不过来，还犯得着花jīng力去研究家庭教会吗?何况，宗教社会学并不是自己的专业学科，若自己成功的立项取得国家拨款的话，更得有人眼红，私下闲言闲语就会很难听，说她是学霸学阀学术帝国主义者已经是客气的了。
胡燕一向洁身自爱，不惹学界是非，所以，为了自己要不要踏出研究地下教会这一步，不得不思前想后。但是，诱惑太大了。十三亿人里有一亿基督徒，十三个人之中有一个，国家是不得不重视的。胡燕知道自己的学术嗅觉其实是非常好的，现在这个态势，地下教会马上要成为社会大热话题，有关课题将立即升格为显学，这对学者胡燕的诱惑非常大，自己已经预感到了，还能忍住不放马过去吗?最近，胡燕整天感到cháo热，并有点亢奋。
星期天的傍晚，老公在厨房唱着革命歌曲烧菜做饭的时候，胡燕在书房盘算地下教会研究该如何开展。这时候她接到老陈的电话，说有事要请教她，问她明天会不会进社科院，她说一般星期四才会去，不过，她马上说，有事明天也可以，遂与老陈约了在社科院旁的四川驻京办餐馆吃中饭。
胡燕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去台湾，就是靠老陈帮着请台湾的文化大学发函邀请的，后来资助她做失学女童研究的台湾基金会，也是老陈介绍的，这是她学术生涯很重要的一步。她是个念旧的人，总是会给老陈面子，虽然老陈已跟她的学术事业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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