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类是出版社的编辑。我有几本书的简体版都卖得不错，故常有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想替我出书，只是这几年我一本都写不出来，只能推销自己一些尚未在大陆出版的台湾旧作，有一两本还真给我重新包装一下快要出简体版了。有时候，他们会带我去见出版社老总，有些我早认识，以前他们什么都不是，现在则是什么出版集团的总经理，牛哄哄的，一般对我的书没什么兴趣，只跟我谈集团上市。偶然，作为台湾文化界在大陆的一个人物，我更有机会碰到一些新闻总署、文化部、对台办、统战部的官员。现在，在中国当官当然是最了不起的事，个个都很有风范，不管什么级别说起话来都气宇轩昂的。他们把台湾人当小老弟，只要求你当他们是老大哥。
我说我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个人物，各位不会太有意见吧?我虽然香港出生，在调景岭念完小学，才追随父母迁居台湾，但我还真觉得自己是个台湾人。我从小爱看书，高中就立志当作家，升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台大英文系，白先勇的系，退而求其次是台大中文系，林文月的系。结果都进不了，去了文化大学新闻系。我大二那年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调景岭的chūn天”，还得到《中央日报》大学生组短篇小说奖第二名，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念的是文大而不是台大，才不让我拿第一。
我生气之余，学陈映真的风格，写了一篇讽刺时政的短篇小说《我要出国》，未敢公开发表，在同学间传阅，颇获好评，女生特别喜欢，想不到竟有些党外人士来找我，想拉拢我，我既兴奋又有点害怕，我是个学生，父母辛辛苦苦供我读大学，我得考虑自己的前途。这篇小说报禁解除后才在《新生晚报》发表，已没有时效，年轻人都不理解我在讽刺什么。
毕业后，原想到美国的密苏里、哥伦比亚等新闻学名校念学位，但都没报上，就算报上，没有奖学金也去不起。幸好，当年在调景岭，我母亲曾替当地的一家天主教堂做过几年饭，那个白乃迪神父到台湾访问时，找到我家。白乃迪时任美国中西部一家叫圣约翰的天主教大学的主任，管学生事务，就把我收到圣约翰的文学硕士班，还给了奖学金。我每天就对着麦田和rǔ牛，练英文，看小说，最爱看雷蒙德·钱德勒和达许尔·哈米特的硬汉侦探小说，论文则写陈查礼与东西方的侦探逻辑，熬了一年半，暑假不休，什么地方都没去，拿了个学位。
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香港《明报》，说纽约有个华侨，要在美国办一份华文日报叫《华报》，替他主事者是那次我拿第二名的小说奖的一名评委，我找到他，他电话上就叫我立即到纽约上班，才终于到了纽约，之前我只是去了美国。
《华报》规模很小，出了纽约唐人街就买不到，我一待多年，心情甚为郁闷，无聊到再写小说，写了《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没想到有了这本留学生小说，我可以终身受用的跻身在华文作家之列。小说用的是意识流的现代主义手法，真不知道自己当年是怎么写出来的。台湾也够了不起，竟然有这么多人看过这本小说。很多人不知道，这小说在台湾历年累积卖了十万本，可惜没人编台湾小说销量总排行榜。
也是在纽约期间，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访美，我替报社采访他。适逢金庸在台湾解禁，名字可以见报了，访问被台湾《联合报》转载，阅读率奇高，连带我也成了名记者。
金庸也喜欢那篇访问。他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会说广东话，就叫我去香港替《明报》做事。我辞掉美国的工作，去了香港，替《明报月刊》做编辑，兼替《明报》日报中国版写大陆报导。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我访问了许多大陆老一辈文化名人，建立了我在大陆的人脉基础，也经历了一些大场面，丰富了我对大陆的认识。九二年金庸退休，正好《联合报》招手，想找我编大陆版。也刚好北京的女友决定出国，变相跟我分手，我决定回台湾。
在《联合报》的时候，我着手整理手上的稿子，打算出一本大陆文化名人访谈集，当时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传世之作，因为这些堪称国宝级的文人都很老了，有的甚至已经过世，我的访谈成了绝响，价值不在话下。可能我动作太慢，修来修去误了时机，待这本《薪传·心存：大陆艺文百人沉钩录》出版，台湾气氛已变，书连当时的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都没上，只有在《联合报》的读书人版做了介绍，也就再没人谈论了。李登辉当了总统后，省籍族群之争越演越烈，台湾人关心的是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而不是大陆文化。
书出版后，圈里倒是把我认定为中国通、知中派、大陆问题专家，就是说，大家对我都不感兴趣。
我心有不忿，决定要让别人对我另眼相看，写不出文艺巨著也要写出畅销书。当时，关于台海战争的书大卖，我也研究了一番国军与共军，看看有什么角度可写，后来发觉跟风的书太多，只得放弃，但学到了一招：想跟风，手脚要快。
我那时候有点慌，乱石投林。
我写了本侦探推理小说《十三个月亮》，没火。
有人写人生哲理，bào得大名，我也写了一本人生哲理，没火。
管理学大热，我写了几本办公室攻略、秘笈，没火。
什么人生哲理、管理学，确是我投机之作，卖得不好，我认。但是我认为《十三个月亮》不该受湮没。《十三个月亮》绝对是台湾原创侦探小说中的佳作，可惜当时台湾读者习惯了日本推理小说和克里斯蒂的英式谁是凶手小说那调调，不懂欣赏美式硬汉侦探小说的酷幽默和世故，评论界也不知道我花多大力气钻研这类型。我或许不是一流的作家，但我常记住英国作家毛姆自嘲的话：在二流作家中我是最好的。
现实里，我连二流都没到。我的书三番四次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让我沮丧了好一阵子。
终于，机会来了，外国出了一本谈EQ情商的书，台湾版大卖。我结合了多年的累积，从中国文化到人生哲理到管理学，以最快速度写成了《中国人的情商》一书。
中途我曾想过，找一个漫画家合作，出漫画中国情商，会不会卖得更好，幸好我打消这个念头，抢时间，先出为快。果然，书连续六周上了金石堂排行榜，最高冲到第二名，翻译书排行第一的还是原装EQ的中译本。看到自己的书每天放在诚品、金石堂最耀眼的位置，确是很大的满足。
之后几年我还编写了一系列中国人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都卖得不差，直到台湾读者不喜欢书名上有中国人三个字。
至此我既是名记者、小说家、大陆问题专家、励志自我增值专家，也是畅销书作者，最后的一项让前面的头衔变得有意义。大部份人没看过我的书，也弄不清楚我写过什么，只知道我是畅销书作家。在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还比较尊重畅销书作家。
运气是一阵一阵的，总是锦上添花。到了千禧年后，我的几本书分别在大陆出版。
《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书名改成《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纽约》，书卖得可以，只是没听说有人看完过，但有大陆媒体形容我是台湾先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