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传·心存》分成三册，叫《文学薪传》、《艺术薪传》、《思想薪传》，卖得一般，却获《新周刊》评为年度优秀图书设计作品之一。
另外《中国人的EQ》和那系列的这个智慧、那个智慧也都授权大陆出版，正版版税收得不多，不过加上地摊盗版应卖得不错。
我在大陆也薄有名气了。
04年陈水扁又当选总统，《联合报》的大陆版再减篇幅，报社也想jīng简人力，鼓励员工提早退休。我识相的办了退，领了一笔退休金，搬到北京。
初到北京，我有点紧迫感，勤于笔耕，替大陆报刊写台港文化，替台港报刊写北京上海，前者媒体多，后者北京上海热。最重要的是，我不忘赶在北京奥运前在两岸三地出版了《北京深度文化旅游指南》。有趣的是，书在台湾、香港都卖得一般，反而在大陆卖得好，媒体报导也多。新闻总署的一个司长，跟台湾文化界熟，还主动替我运作，拿了个国家级文化类图书的二等奖，并上了央视的读书节目，我也总算得到体制内的认可。
现在，我对自己别无所求，只欠一件事：好好的写一本小说，我的《尤利西斯》、我的《追忆似水年华》。在这个没有一流的年代里，我要证明自己是二流中的最好。我推掉所有书报刊写文章的邀请，专注写我的小说。
可是，我一个字都没有写。
生活费?这不是重点。
好吧，坦白跟你说，我的确不愁吃不愁喝。西哲说，幸福是有点名但不要太有名，有点钱但不要太有钱。我的生活不是靠稿费版税养的，那加起来没多少。是这样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在香港《明报》做事的时候，打算跟女友结婚，在太古城买了个九十平米的二手房，后来，女友去了德国嫁了人，房子就托经纪租掉，我回台北去了。以后每年改租约的时候，才发现房价和房租都成倍成倍的涨，到九七回归前卖掉，涨了快十倍。我一生打工都赚不到这一栋房子的钱。后来亚洲金融风bào，台币贬了，幸好我的钱还原封不动的存在香港银行。到了2004年我搬到北京，在政策说外国人包括台港人士不准买第二套房的前几个月，在幸福二村买了三套房子，一套自住两套出租，钱都换人民币存银行，
然后，世界经济一波一波的出现危机，只有中国欣欣向荣，我这点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没错，这还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两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04年到北京时，我财务状况已经很好，但却努力写作。真的停笔，是因为我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感觉，那是在官方话语所说的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之后，即两年多前。从那时候开始，不论在北京或全国哪里，我都看到人民过着好生活，觉得自己心灵充实，生活愉快无比，有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幸福感。是这样的幸福感让我再写不出东西。
一个失眠的国家领导人
过去的一年多两年，除了过年过节，我每月第一个星期天晚上都会跟简霖在他公司的小会所吃简餐，喝红酒和看老电影。简霖是燕都BOBO地产公司的老板，老三届，七八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当过官，常跟文人作家往来，后来下海去了海南，不知怎么成了地产大腕，但仍带着文化情结，以儒商自居，爱谈国家大事，过年过节会写点古体诗句，发短信送给客户朋友。2008年公司本来要上市，碰上金融危机，上市失败，资金链断，几乎倒闭被并购，不知怎么又给他拧过来，现在又生龙活虎了。他是工作狂，不过两年前开始了一个新习惯，就是每周日晚上都跟家人朋友吃简餐看一出老电影。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哄着他一起看，慢慢先是家人不陪他，跟着朋友也要挑戏码才决定是否出席，到了冬天，常常就只有简霖和我。自从一个朋友带了我去之后，我每月必到，一来我闲，二来我住得近，三来我还真的有兴趣看看四九年后大陆的老电影，因为以前在香港、台湾都没看过，有点新鲜感。我是惟一不缺席的人，而且我和他没有利益关系，对他全无所求，他也对我没有戒心，因为我是无关重要的人，适合做社jiāo朋友。人少的时候，特别冬天只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就拿出一瓶好酒，都是82、85、89的一线波尔多，两个人喝，有时候一晚喝上两瓶。台湾人喝好的红酒，比大陆早了十五年，我能附和他，欣赏他的酒，也愿意听他卖弄书刊里看回来的酒经。他找到理想的酒友。人多的时候，我看他也挺抠门，只拿些很普通的酒给大家喝。由此我更确定自己的价值。
惟一我不喜欢的感觉是，我没法回请他，那让我看上去是个白吃白喝的文人，我何必呢?
他每次让我喝波尔多，从没有勃艮第。我上网看了资料后，跟他聊了勃艮第，发觉他很有兴趣，但明显并不熟悉。于是我就打定了主意，趁过年回台北的时候，找了中学同学阿元，问他要两瓶勃艮第。
阿元在新竹的电子厂，做的扫描零件曾占全世界很大的份额，同时也可能是台湾最大的勃艮第藏家，跟澳门的伍易和香港的唐纪元不相伯仲。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后，阿元财富缩水，但仍不影响他的勃艮第藏量。我从不曾开口问阿元要过好处，这次我跟他说，给我两瓶最好的勃艮第。阿元很高兴的说，多拿几瓶吧。我说：不，我要过海关，不想报税。只拿一瓶白的、一瓶红的。
我发了个短信给简霖，问星期天有戏吗?我会带上Batard Montrachet 1989和Romanee-Conti 1999。
星期天我带着两瓶酒去到小会所，果然没其他客人，只有我和简霖。他拿着我带来的酒，看来看去，连说好酒、好酒。他说，先打开，透透气。
他温柔的把酒倒在水晶瓶里的时候，我问他今晚看什么戏?他说是《千万不要忘记》，1964年的出品，问我看过没有。我说：“废话，看过的话老蒋还不得把我毙了。”简霖说：那是个好年份，三年灾害过了，民生开始恢复，文革还没开始，老毛59年从国家主席位子上退下来后，不甘寂寞，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部电影就是紧跟形势拍的，提醒老百姓不要忘记阶级敌人依然潜伏在人民中间，预告了四清运动，其实也预告了文革。
我们吃简餐时，简霖说，我叫了我堂弟来看戏，让他试试你的好酒。
我不记得见过他堂弟，有点不乐意让他喝掉我的好酒。
这时候有个脸青白青白、头发稀疏的男人走进来，叫简霖做哥。
简霖说：“我堂弟，东生。我的台湾好朋友，老陈”。
我们握手时，我说：“何东生，我们见过，92年在澳门一起参加兴华营，当时你在复旦教书”。
何东生轻轻说：“是的、是的”。
简霖有点不解的问：“你们认识?”
何东生还是那句：“是的、是的”。
我发觉大家有点尴尬，只说：“二十年没见了。”
台湾外省籍富豪水兴华的基金会在九十年代初办了四届兴华营，每年挑选几十个两岸三地年轻jīng英，让他们共处几天互相jiāo流。在澳门举办那年，何东生是大陆团成员，我是台湾团成员。当时何东生只是个年轻学者，也没给人感觉有多优秀，现在是中共高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