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天后，马先生迁到了汤庄，王星贤先生及其家属随行。两地相距不过半公里。爸爸从此常访汤庄(至多隔一二天)，聆听马先生的教诲。冬天风和日暖，他们便在竹林旁晒太阳(即“负暄”)，马先生学问渊博，见解高远，引证古人的话，都能背诵原文。他过目成诵，一目十行，爸爸佩服得五体投地。
爸爸常访汤庄，我们孩子们在河头上也玩得很痛快。有文的玩法，武的玩法。我两者都参加。三个姐姐年龄相近：18、17、16。她们常到屋后大院子里稻草堆上晒太阳，用稻草来编制指环之类的种种玩意儿。我也参加在内，向她们学编织。嘴馋了，就走出后院，那里有一大片萝卜地。我们悄悄地拔了几个，到旁边的小池塘里把泥洗gān净就啃起来。又甜又嫩，味道真好啊!这种“偷”的行径很快就被萝卜地的主人家发现。可她们不但不骂，还争相“邀请”我们下次“偷”她们家的。那种晒太阳“偷萝卜”的情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华瞻哥比元草哥大三岁，是玩儿的好搭档。他们才不参加我们女孩子玩呢。他们玩武的。我比元草哥小两岁，也喜欢和他们一起玩。我们住处附近有一座小山。我们常爬上山去玩。那山上只有野草。我们采了几个红色的小果子，不能吃的，我至今叫不出它的名字。我们拿回住处，把它们放在前院的水缸边上，用我们自制的弹皮弓she击，比谁击中得多。总之，在河头上的23天，是很值得憧憬的。
爸爸除了去汤庄负暄，聆听马一浮先生的教诲外，还有另外的jiāo游。这里让我引用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的一段文字，以代替我拙劣的转述：
这一住虽只二十三天，却结了不少的人缘。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有一根很长的线，一端缚在桐庐的河头上，迤逦经过江西、湖南、广西，而入贵州，另一端缚住在我们的心头上。第一是几家邻居：右邻是盛氏的长房，主人名盛宝函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laudspeaker(吟按：意即扬声器，这里指大喉咙)，读书而躬耕，可称忠厚长者。他最先与我相过从。他的儿子，一个毛二十岁的文弱青年，曾经想进音乐学校的，便与我格外亲近。讲起他的内兄，姓袁的，开明书店编辑部里的职员，“八一三”时逃回家来的，和我总算是同事。于是我们更加要好。盛大先生教儿子捧了一甏家酿的陈酒来送我。过几天又办了一桌酒馔，请我去吃。我们的前邻是盛氏的二房，便是替我租屋的小学校长盛梅亭君之家，梅亭之父即宝函之弟，已经逝世。梅亭是一个gān练青年，把小学办得很好。他的儿子七八岁，天生是聋哑，然而特别聪明。我为诸邻人作画，他站在旁边看。看到高兴的时候，发出一阵长啸，如哭如笑，如歌如号。回家去就能背摹我的画。他常常送酒和食物来给我。有一次他拿了一把炭屑来送我。我最初不解其意，看了他的手势，才知道是给我作画起稿用的。试一试看，果然选得粒粒都好，可以代木炭用。这聋哑孩子倘得常处在美术的环境中，将来一定是大美术家。他的感官的能力集中在视觉上，安得不为大美术家呢?我们的后邻是盛氏的四房。四先生也是耕读的，常和我来往，也送我一甏酒，又办了酒请我去吃饭。只有三先生，即我的房东，身任乡长，不住在这里，相见较少，特地办了酒请我到乡公所去吃。乡公所就在学校里。学校里的美术先生姓huáng名宾鸿的(吟按：不是大画家huáng宾虹)，是本乡人，其家在二十五里外的一个高山———名船形岭———的顶上。有一次他特地邀我到他家去玩。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善良忠厚的山民，竭诚地招待我，留我在山顶上住了一晚，次日才回来。凡此种种人缘，教我今日思之，犹有余恋。使我永远不能忘记。
爸爸的“逃难诗”在这时还有继续，可惜我们只从孩子的角度记得四句有特色的：
中有盛真谦，身比丝瓜长。还有哑子倌，说话勿清慡。
我们以为在令人难忘的河头上暂避战乱就可重返故乡，岂料这只是逃难的第一站。
12月17日傍晚，有一支军队来敲门要求借宿一夜，明晨赴杭作战。长官告诉爸爸，说他们是从石门湾退出来的，听说我军和侵略军在石门湾相遇，打了个四进四出，终于不敌，侵略军就向杭州进犯了。他亲眼看见石门湾已成焦土。他说桐庐可能放弃，劝我们必须尽快离开。
在桐庐期间，爸爸曾接到开明书店长沙分店经理刘甫琴来信，代其兄刘叔琴(20年代爸爸在上虞chūn晖中学的同事)邀爸爸去长沙。
爸爸便考虑起筹款登程的事来。这一回不可能再像在南圣浜时那样拆压岁钱了。他便让章桂哥去一趟杭州，去取中国银行尚未到期的存款。据章桂哥在1985年第二辑《桐乡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
临行前，子恺叔因路费不多，曾命我进入被围的杭州，去取存在中国银行的尚未到期的二百元存款，谁知我到达杭州之后，因找不到保人，徒劳而返。
后来听章桂哥说，他此次去杭州，差点回不来。银行碰了钉子，只得速回长途汽车站，打算赶回桐庐。但汽车已停开。他连忙奔往轮船码头。轮船也停驶了。他想起那汽车站内还停着一辆车，想必是职工们留着自己逃离时用的。机灵的章桂哥又速速奔回长途汽车站，果然，职工们都在往车上爬。他从后窗倏地一下钻进汽车。人多得站立无地，只能腾空着脚挤在众人中间。人家也顾不得去认他是否自己同事，就这样逃离了虎口，回到了河头上。
河头上pào声也已隐隐可闻。大人们讨论：是远行还是避深山?爸爸主张远行，而且力劝马先生也走。马先生虽孑然一身，但有亲戚学生童仆相从，暂时不作远行的打算。我们一行16人，爸爸说当时已只剩盘缠300元了，况且有老太太，怎能远行!
张立名先生曾对爸爸表示：老太太可留在这里，由他照顾。爸爸感激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一番诚意。最后，打算大家上船形岭暂避。爸爸和马先生等由huáng宾鸿先生陪同，上山去过一回，受到热情款待和欢迎。但终于没有举家上山，只是把我外婆寄在山上。这里有一段令人伤心的过程。
这一天，爸爸再赴汤庄劝马先生远行，马先生仍不改初衷。爸爸随即找妈妈、满娘和宝姐一起商量，决定流徙远方，以长沙为目的地。但外婆年近七十，当时谣传前途jiāo通极其困难，有时恐要步行。爸爸打算把老人家寄在船形岭huáng家，便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向来是服从爸爸的。何况那时还有旧思想残余，外婆长住女婿家，似乎不是应该的事。只因当初正在做客，才跟了一起逃出来。妈妈一直于心不安，这时只得答应。便与外婆商量。外婆自觉年事已高，不便远行拖累女婿，就同意了。于是爸爸就和huáng宾鸿先生商量，蒙他一口答应。当天就雇了一乘轿子，由huáng宾鸿先生带路，章桂哥陪伴，把外婆送上山去。临行时，外婆叫宝姐再为她“通一次眼睛”，也就是在棕绷上拔一根棕毛，把外婆的泪管通一下。其实这是一件很不卫生的事，但当时限于条件，只能用这种土办法解决困难，这种事还只有细心的宝姐会做。外婆对她说：“到了山上，以后就没人替我做这件事了!”妈妈和我们都偷偷地流眼泪。爸爸在《桐庐负暄》一文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