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除了离别之苦以外，又另有一种难过：我不能救庇一位应该供养的老人，临难把她委弃在异乡的深山中，这是何等惭愧的事!
送走外婆后，爸爸又到汤庄辞别马一浮先生，然后和诸位邻人一一告别，依依不舍，忙了一天。“悲莫悲于生别离”，爸爸鬓边平添了不少白发。
我到如今80岁的高龄，还时刻怀念着桐庐“河头上”和船形岭，想去看看。逃难一路，除了萍乡暇鸭塘和都均没有机缘而未再去，其他地方我都去看过了，桐庐应该去看看了。huáng宾鸿先生之弟huáng宾笙先生就住在上海我家附近。二姐之子宋雪君志愿为我驾车，与妻乐岚同行。我们就烦huáng先生带路，于2008年4月9日到了桐庐“河头上”。通过好几位引路人一路问去，居然看到71年前我们住过的那楼房还在，只是显得又小又旧，已变成回收废品的人所住。次日又上船形岭，受到乡亲们热情接待。外婆住过的房子居然还在。还有马一浮先生为huáng家祖坟题写的碑文。我向坟内老者三鞠躬，以表示对他在危难之中收留我外婆的谢忱。
再回过来叙当年的事吧。12月21日，我们离开了河头上，先坐船到桐庐，再换大船往兰溪。盘缠不多，坐船较便宜。
这时，我们的逃难队伍虽然仍是16人，内容却已有改变。外婆寄到船形岭上去了，gān练的平伯因为家有老小，不便远行，只身冒险回敌占区去
了。阿芳也已回去。平伯有一个朋友叫车汉亮，据说是在分水江上游搞水文工作的，住在我们附近的江边。爸爸去托他找船时，知他也有远行之意，便约他同行。是他帮我们找了一只小船从“河头上”送到桐庐。他带两个儿子乔琪、乔德同行。这位车先生有一个口头禅，惯于在主语以后加“过之后”三字。我们就在背后学他，并加以夸张：“我过之后姓车”，“我的大儿子过之后在兰溪工作”。孩子一路不必操心，所以常找些小事开开玩笑。
下午在桐庐找到了一只大船，28元送到兰溪。两点开船，刚撑离岸，爸爸见妈妈别过头去擦眼泪，我们都神情惘然，若有所失。不知谁首先说破了：“外婆悔不同了来!”别的孩子也议论起此事来。
爸爸未尝不在考虑此事，他一路在观察，发觉舟车jiāo通并不像想象那么困难，桐庐到兰溪的公共汽车还通。于是他马上下个决心，喊船夫停船，派章桂哥上岸步行回船形岭，把外婆接下山搭公共汽车到兰溪相聚。逃难诗中关于这一情节，我们只记得以下4句：
听说行路难，其实也平常。连忙派章桂，接待外婆×。
12月23日上午，我们的船到达兰溪。算算外婆也该到达了。妈妈和宝姐立刻上岸，向汽车站奔去。大约一小时后，他们回来了，宝姐向船里欢呼;“外婆失而复得!”好像报告战绩一样。我们在船里热烈欢呼响应。爸爸心里这才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章桂哥后来叙述一路的经过。他说他是步行二十几里路到河头上的。半夜上山，雇了两顶“滑竿”(即简便轿子)，接了外婆直接抬到桐庐。在桐庐遇到上海jiāo通大学两个学生，便合作由章桂哥管双方的行李，学生上车为外婆抢座位，章桂哥再递上行李。汽车到了渡口，要摆渡改乘对岸的汽车了。人必须下车步行到很远的江边。章桂哥把行李jiāo给二学生先走，他扶着外婆走得很慢。走到渡口，船已开到对岸，时局紧张，本不再开回来。正在为难之时，天无绝人之路，只见一批警察骑马而来，在六和塔把省警察局封存的船让一只给我们的那位赵巡官竟又重逢了。这位赵巡官一chuī哨子，那摆渡船就回来了。马匹先下船，赵巡长叫章桂哥搀着外婆站在马头前，马就不会踢到他们。到对岸，末班汽车已开走。坐前头一班渡船的两学生虽能赶上坐那汽车，但他们不上车，带着行李在旅馆里等外婆，一起坐次日的汽车到了兰溪。
逃难一路上有这么多好人相助，使我们深感抗日期间民众团结一致的伟大jīng神!
决心去长沙
在到兰溪之前，我们的船停泊在建德附近的三河镇时，爸爸上岸了解情况，得知形势并不乐观，去长沙一路艰难险阻。但爸爸认为事已至此，非努力向前不可。他在1938年写的《决心》一文中下定决心说：
我定要带了完全无缺的团体到湖南!
船到兰溪，我们上岸到临江旅馆住宿。爸爸一路不想bào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在旅馆登记牌上写“丰润”这个旧时的学名。(当时的旅馆，都把住客的名字写上牌子挂在柜台上方。)事有凑巧，爸爸早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的同学曹聚仁也住在这旅馆里。他浑身军装，担任着各报的战地记者。据章桂哥在《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曹先生担任中央通讯社东南战区特派员。文中还说：
曹先生……对子恺叔怕bào露身份的做法不敢赞同，劝子恺叔：为了在途中能得到各方协助，顺利到达大后方，一定要把“丰子恺”三字打出去，并且相帮用急件印了名片。这一改变，作用甚大，在兰溪就立即见效，那就是存在杭州中国银行的二百元存款，去杭州不能领取，在兰溪不用保人，只凭“丰子恺”三字就很顺利地取到了。
爸爸正要打听一路的情况，所以一遇到曹聚仁，如获至宝，马上问他去长沙的事。想不到曹先生断然地说：你们要到长沙、汉口，不可能!他说他们单身军人，可搭军用车的，尚且不容易去，何况带了老幼十余人!去了也一定会半途折回。他劝我们还是到浙江的永康或仙居，那里路近，生活水平又低，还有一个老同学叫huáng隐秋的，家在仙居。爸爸听了他诚恳的忠告，一时就打消了西行的决心，同意去仙居。
这天晚上，曹聚仁先生在聚丰园请客。爸爸和满娘带了我哥哥姐姐共六人赴宴。回来后，爸爸和满娘及车汉亮先生商量一下，觉得还是非西行不可。于是写了一张条子，托旅馆老板转jiāo曹聚仁先生，谢他招待的厚意，并为自己改变主意失约而道歉。我们另雇了一只船，往常山方向去了。
我后来读了爸爸的《一饭之恩》一文，认为这一重要的决定，和曹聚仁先生在筵席上的一番话有很大的关系。曹先生问我爸爸：
“你的孩子中有几人喜欢艺术?”
“一个也没有!”爸爸回答。
“很好!”曹先生表示赞许。
爸爸后来在该文中回答曹先生这“很好“两字，这样说：
我当时想不通不喜欢艺术“很好”的道理。……现在我们中国正在受bào敌的侵略，好比一个人正在受病菌的侵扰而害着大病。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才可制胜病菌，挽回生命。抗战就是一种剧烈的药。然这种药只能暂用，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病体渐渐复原的时候，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方可完全恢复健康。补品和粥饭是什么呢?就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
我的儿女对于“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不甚爱好，少有理解。我正引为憾事，叹为妖孽。聚仁兄反说“很好”，不知其意何居?难道他以为此次抗战，是以力服人，以bào易bào;想步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吗?我相信他绝不如此。因为我们抗战的主旨处处说着：为和平而奋斗!为人道而抗战!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这主旨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