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下一步怎么办?汽车极难雇到。十余人中有老幼，无法分班搭车。只得又改坐船。记得船经南昌时，日寇的飞机正在南昌上空投炸弹。我们吓坏了，爸爸镇定自若，满娘则不断地念佛。船远离南昌境后，大家才松一口气。
据章桂哥在文中的回忆，那时走的路线是：
从上饶坐船经余gān，过鄱阳湖、南昌、樟树镇，至宜chūn，弃舟登陆，宿小客栈。因无客车，只得攀上货运列车，到萍乡已是半夜。火车不再往前，大家只得下车。站上人员要我们从南昌开始补票。我因年少气盛，与他们争了起来。子恺叔上前相劝。同时，火车站的站长也闻声赶来，彼此通姓名，子恺叔递过名片，站长非常客气，非但免补车票，还代为在旅馆订了房间。站长告诉子恺叔，上海立达学园的学生萧而化，是萍乡人，与他相识。站长还打了电话去通知。第二天一清早，萧先生就来探望子恺叔。原来萧先生夫妻都是立达学生，萧家是萍乡望族。他们夫妻热情挽留，一定要子恺叔在萍乡过chūn节。盛情难却，子恺叔就答应了。不久，我们从城里迁到暇鸭塘萧家祠堂，度过了流亡中的第一个chūn节。
以上的回忆应该是正确的。不过我得补叙一下：船到樟树镇时，我们曾上岸去。我的左耳下和脖子前长了一些包。爸爸带我在街头找个土郎中用刀替我割除了，涂点药。后来果然没事了，只留下了一些不甚明显的疤痕。
爸爸在樟树镇竟遇到了好朋友教育家郑晓沧先生。据先姐说，郑先生是爸爸住在杭州田家园时初次来访的。我对郑先生印象较深的是建国后的一件事。那时他来上海，和爸爸一起去观赏淮海路上的霓虹灯，啧啧称羡不已。爸爸后来对我说：
“郑晓沧先生是《小妇人》的译者，其实郑先生曾留学美国，见多识广，见过的霓虹灯比淮海路的一定辉煌得多。但他却像“小妇人’一样天真地赞叹。如果我们都能学到他这种人生观，就会天天开心，天天幸福。”
这番话，我细细品味，很有道理。人就是应该这样生活!
却说爸爸和郑先生互道流离情况后，郑先生告诉爸爸：有火车可通。本来我以为那时我们就舍船登陆，改乘火车。但章桂哥写的是到了宜chūn才搭火车的。
火车到达萍乡的情况，在章桂哥文中已有jiāo代。爸爸在一路上，真的是“艺术的逃难”，都是靠他艺术家的名望取得了种种帮助。
萧而化夫妇的一片盛情难却，我们就在萍乡住下了。萧先生的太太叫吴裕珍，所生两个女儿，像洋娃娃一样漂亮，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姊妹四人。萧先生把我们安排在萍乡彭家桥暇鸭塘萧氏祠堂内，那宅子是很宽敞的。
从萍乡去暇鸭塘有很长的路程。我不知逃难群中别的人是怎么去的。我们老弱则可以享受坐车的待遇。可那是一辆独轮车。九岁的我、外婆、丙婶妈抱着幼小的周传农，再加上并非老弱但要照顾外婆的妈妈，天哪，一共五个人，都坐在这独轮车上!途中翻过一座山。当独轮车推上山坡时推车人那吃力的样子，至今犹在眼前。由于天雨，道路十分泥泞，所以推车人没叫我们下来。唉，“苦力”吃口饭真不容易啊!
暇鸭塘四周是田，田外是山，寂静得似桃花源一般。我们孩子们玩的地方可真多，我和两个哥哥成天野在外面。妈妈呼唤一声“吃糖烧蛋了!”我们欢喜雀跃地往家里跑，因为这可是美味的食品啊!
1938年1月底，我们在暇鸭塘过逃难后第一个chūn节。这个chūn节过得很有意义。当地的乡邻特别好客，竞相邀请我们全家去“吃年茶”。各家茶食上都备有剪花覆盖，十分jīng巧。仔细一看，原来是用蜜饯冬瓜刻花制成的，而且竟没有一片花式相同。当地人称这种糖食为“花果”。他们不仅款待我们就地吃，还让我们带回去。爸爸惊叹这种民间艺术的jīng美，叫我姐姐们把这些刻花描印在纸上作为纪念。并盛赞江西人的好客。
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还回忆了暇鸭塘的一个情节：
次女林先最爱美，关心衣饰，闲坐时举起破碎的棉衣袖给我看。说道：“爸爸，我的棉袍破得这么样了!我想换一件骆驼绒袍子。可是它在东战场的家里———缘缘堂楼上的朝外橱里———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去拿得来。我们真苦，每人只有身上的一套衣裳!可恶的日本鬼子!”我被她引起很深的同情，心中一番惆怅，继之以一番愤懑。她昨夜睡在我对面的chuáng上，梦中笑了醒来。我问她有什么欢喜。她说她梦中回缘缘堂，看见堂中一切如旧，小皮箱里的明星照片一张也不少，欢喜之余，不禁笑了醒来，今天晨间我代她作了一首感伤的小诗：
儿家住近古钱塘，也有朱栏映粉墙。
三五良宵团聚乐，chūn秋佳日嬉游忙。
清平未识流离苦，生小偏遭破国殃。
昨夜客窗chūn梦好，不知身在水萍乡。
平生不曾作过诗，而且近来心中只有愤懑而没有感伤。这首诗是偶被环境bī出来的。我嫌恶此调，但来了也听其自然。
邻家的洪恩要我写对。借了一支破大笔来。拿着笔，我便想起我家里的一抽斗湖笔，和写对专用的桌子。写好对，我本能伸手向后面的茶几上去取大印子，岂知后面并无茶几，更无印子，但见萧家祠堂前的许多木主，蒙着灰尘站立在神祠里，我心中又起一阵愤懑。
逃难诗最后只记得4句，以后就没了：
火车趁勿得，气煞车汉亮。……萍乡住三天，搬到暇鸭塘。
2月9日这一天，章桂哥从萍乡城里拿邮信回来，递给爸爸一张明信片，一脸严肃的表情，我们知道事情不妙。果然他说：
“新房子烧掉了!”
我们一家都惊呆了。连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孩，也感到可惜，我毕竟也在这新屋里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啊!姐姐哥哥们七嘴八舌地可惜堂内的东西：橱里的衣服啊，新制的家具啊，大风琴啊，打字机啊，新买的金jī牌脚踏车啊……妈妈则可惜那一箱锡器和一箱瓷器。估计那是她嫁妆中最jīng彩的一部分，她甚至有点眼泪汪汪，说早知如此，悔不预先在秋千架旁的空地上挖一个地dòng埋了，有朝一日能回家乡，还可以去发掘。还可惜那橱柜里的衣服。如今三个姐姐中有人去做客时，总是穿那件其实已很旧的蓝地十字布旗袍。三人轮流穿。
那明信片上有一段话，说这消息是一月初《上海新闻报》上登载的。由此可以推算，缘缘堂毁于去年即1937年年底。至于是毁于bào敌的pào火还是我军抗战的pào火，不得而知，也不必深究。反正缘缘堂是bào敌侵略的牺牲品!
爸爸立即写了《还我缘缘堂》一文，在其中迸发了满腔怒火，文章末尾说：
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
离缘缘堂忌辰百日时，爸爸又写了《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回忆了堂内chūn夏秋冬的情景，以及最后与缘缘堂的永诀。1939年8月6日我们在广西思恩时，爸爸写完了第三篇回忆缘缘堂的文章《辞缘缘堂》，长达16700字，仅次于两万多字的《桐庐负暄》———这是他最长的两篇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