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世后，戈宝权先生曾来我家访问我妈妈。是他力劝我让妈妈回忆一些旧事，要我记下来。他说这是很宝贵的资料。我果然照办了。如今我的卡片中还保存着妈妈的回忆，对我不无帮助。
却说后来时局紧张，马垱、湖口失守，武汉告急，开始疏散人口，爸爸和两个姐姐便都回到了长沙。记得他从行李中取出一本自己剪报装订的册子，封面上自己用毛笔题着“可歌可泣”四字。他叫我们没去武汉的人都看看敌军的残酷和我方的英雄事迹。
据丙伯回忆，约半个月后，爸爸发电报给他并寄旅费邀他一家也回长沙同住天鹅堂，后同往桂林。章桂哥则随开明行动。
再说说我们这些不就业不读书的家人留在长沙天鹅堂的情况。大人们做些什么，我们根本不关心。我只知道和两个哥哥整天玩。哥哥们手很巧，没有玩具，他们会用纸盒自己做卡车，做枪等等。在暇鸭塘时，连纸盒也没有，他们就把装牙粉的纸袋拿来玩。(那时连牙膏也没有，我们刷牙都用牙粉。)在长沙，我们竟发现本宅门口那家邻居(大概也是租客)有一只硬纸板的盒子放在室外。我经常跟着两个哥哥玩，他们就叫我为他们服务：窥伺那盒子。什么时候门内的主人不注意，就把它“偷”来。我奉命一次次假装出大门又回来，终于时机成熟，被我“偷”到了手。其实空盒子人家本来就不要的。但我们小孩子家总是认为拿别人家的东西就是偷。
盒子到手后，哥哥们把它制成卡车，然后利用大人买布零头回来取去布后剩下的那块板作为滑梯，把带轮子的卡车从上面送下去。四个轮子居然会动，一下子滑到了下面。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了。
在长沙时，我曾和姐姐们一起“演”曹禺的《雷雨》。所谓“演”，其实既无任何道具，也不化妆。只是各人选定角色，念念台词而已。
我还记得那时我根本没有chuáng睡，在长沙的几个月，我睡的就是两三张椅子拼拢来的chuáng。买来的布是拣便宜的买，不管颜色。所以我盖的被是红huáng相拼，大人们老是笑我的被像“盖尸被”。我们家乡就是用这两钟颜色来给死人盖的。
满娘是属于遇事就要担忧的人。对爸爸这个大家庭的关心，似乎胜过我妈妈。记得在长沙时，满娘有一次为家里经济开支庞大物价飞涨而在爸爸面前不断发愁。是啊，靠爸爸一个人要养活十口之家，怎么能不愁呢!爸爸却处之泰然，甚至说了些怪怨满娘多事的话。满娘委屈得哭了。我从未见爸爸惹满娘哭。他对这位姐姐是没话说的!可是爸爸毕竟是爸爸，他得全面考虑问题啊。妈妈和外婆听了满娘的话会作何感想!所以他不得不喝住了满娘的唠叨。其实满娘绝无讨厌外婆之意。况且她和妈妈相处得很好，绝不可能指桑骂槐。她只是关心爸爸，替爸爸分忧担愁。这件事就以妈妈对满娘的理解和平地结束了。
妈妈和满娘姑嫂之间确实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满娘有佛教徒的修养;而妈妈敬重满娘犹如尊敬婆婆。妈妈是一个胸无大略的贤妻良母。我说她胸无大略，因为她一切听从爸爸，但从未为爸爸出谋划策，甚至也不过问爸爸的经济情况。她只是管好一家人的生活起居、吃喝穿睡。她是勤俭持家的模范，而且自奉很薄。有什么好吃的，总是让给别人吃，并声称自己不喜欢吃。怪不得她晚年患了老年痴呆症后总说虾仁“好吃来!”、“鲜得来!”老年痴呆症已使得她不再考虑别人，爱吃什么可以说心里话了。只怪我们没有保健知识，只知满足她难得的口腹之欲。她在88岁时死于心脑血管病，可能与吃虾过多有关吧?我心里一直感到内疚。
满娘那遇事就要担忧的性格似乎是天生的，到老了更甚。软姐大学毕业在杭州工作，她母女就离开舅家，在杭州独立生活。那时我去杭州住在她们家，每天早晨软姐骑自行车去上班时，满娘必谆谆嘱咐：
“软软，小心点啊!宁可小心点啊!”
傍晚必倚闾而望。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护生画集》
《护生画集》是爸爸一生最重要的作品。
1927年爸爸和满娘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永义里宿舍皈依弘一法师后，于1928年开始与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集》(初集)，字画各50幅。法师写字，爸爸作画。一面字，一面画。1929年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佛学书局等出版赠阅。时值法师50岁整寿，爸爸谨以此画册恭祝。
抗战时期，我家避寇居广西宜山，时值法师60整寿，爸爸又与驻锡福建泉州的弘公合作《护生画续集》。弘公写60幅字，爸爸画60幅画，于194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佛学书局、大法轮书局等出版发行。
其间，法师从泉州来信说：
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我现在回想起来，弘公要爸爸为他祝百岁寿，其真正含义绝非在于祝寿。因为作为法师，一般是不做寿的。弘公显然已看到了护生画对于世道人心的莫大作用。他要这位善画的弟子完成这一伟大工程，是要借此拯救世人的心灵。你想，日寇如此狂bào侵略我国，屠杀无辜百姓，法师焉能无动于衷!
爸爸收到这封信后，十分惶恐。自己流亡逃命，生死未卜。即使太平盛世，到法师100岁时，自己应是82岁了，岂敢盼望如此长寿!但师命焉敢不从，便复信说：
世寿所许，定当尊嘱。
有人误以为佛教就是迷信，或者信佛就是靠佛图利。因此在得知缘缘堂被毁的消息后叹息“佛无灵”。爸爸写了一篇《佛无灵》的文章来反驳。他在该文中说：
他们的吃素念佛，全为求私人的幸福。好比商人拿本钱去求利。……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这完全是同佛做买卖，靠佛图利，吃佛饭。我也来同佛做买卖吧。但我的生意经和他们不同：我以为我这次买卖并不蚀本，且大得其利，佛毕竟是有灵的。人生求利益，谋幸福，无非为了要活，为了“生”。但我们还要求比“生”更贵重的一种东西，就是古人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这东西是什么?平日难于说定，现在很容易说出，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因为这东西比“生”更为贵重。现在佛已经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jiāo给我了。我这买卖岂非大得其利?……佛毕竟是有灵的。……毕竟，对佛是不可做买卖的。
爸爸在汉口时，有人告诉他说：
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
据资料，曹聚仁先生早在1933年就在报刊上批评“《护生画集》……十分荒唐”。那时爸爸没有理会。这回在抗战中说这话，爸爸十分反感。他在《劳者自歌·则勿毁之矣》短文中说：
《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chuī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吟按：指护生画第三集的序)中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之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nüè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者，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