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替梅先生拉二胡的倪秋平先生因酷爱西洋音乐，而且是读了爸爸的旧着《音乐的常识》(1925年1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爸爸最早写作的音乐书)才开始喜欢上西乐的。因此很崇拜爸爸，常和他通信。我们到了上海，每晚梅先生演出结束后，倪先生就抱着琴囊来振华旅馆与爸爸聊天。爸爸学西乐而爱好皮huáng;倪先生拉皮huáng而爱好西乐。谈不完的话，一直谈到后半夜。
我们本来想等梅先生此次演出结束后再去访他，但看了一本《洛神》后，第二天还是去访了。托倪先生先去打一个招呼。
下午四点钟(大概这是倪先生指定的对梅先生最合适的时间)，我们走出振华旅馆刚叫好出租车，看见我的二姐夫慕法哥正坐在藤椅里让人擦皮鞋。听说我们是去访梅兰芳，也是戏迷的他不管皮鞋只擦了一半就钻进了我们的汽车里。
“天外飞来的好运气!”
我和宝姐送给他这句话，未免带有妒羡的语气。我们盼了这么久才托人安排好这次访问，他却一钻进汽车就可以去见伶王了。
爸爸则嘲笑我们见伶王如“瞻仰天颜”，“面见如来”。
我们终于来到了马思南路(即今思南路)的梅宅。叩门后，随着大门打开，马上有两只小洋狗出迎。这时轮着慕法哥来嘲笑我们了：
“你们巴不得每人做一只吧芽选”
说说笑笑之间，我们穿过花园，终于坐在客厅的沙发里了。倪秋平先生先我们来此，这时他先到客厅里来陪我们，才聊了几句，梅先生就下楼来了。那时我们三个戏迷的表情，据爸爸后来在《再访梅兰芳》一文中说：
陈宝一吟和慕法，目不转睛地注视他，一句话也不说，一动也不动，好像城隍庙里的三个菩萨……
我们看看坐在梅先生旁边的爸爸，其实比梅先生小四岁，才51岁，却留着胡子，一副老相。
记得抗战时期，我们在沙坪小屋时，从上海寄来报上剪下来的一张梅兰芳蓄须的照片。梅先生在沦陷区为了表示不愿为日寇演戏，把胡子留起来了。我们几个“梅迷”都对他怀着崇高的敬意，爸爸称颂他的“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jīng神。如今，中国胜利了，梅先生又剃去胡子，出来为人民演戏了。这种品德比他的艺术更可贵。我们打心底里敬佩他。
爸爸两次访梅，均有文记载其事。在1961年梅先生逝世和逝世周年纪念时，也都写了纪念文章。为同一个人写了4篇，这在爸爸的文字生涯中是很难得的事。
弟子胡治均
胡治均先生是浙江镇海人，出生于1921年。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来上海“学生意”(即当学徒)。他在读小学时就看到我爸爸的《护生画集》，深受感动。后来又读了《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等书，成了忠实读者和私淑弟子。他一直盼望能见到慕名已久的作者。
1947年chūn，他在上海觉林素菜馆对着墙上挂的爸爸的画看得出神，一位素不相识的觉林职工拍拍他的肩膀和他聊了起来。知道他热爱丰画，表示愿意引荐去见作者本人。不久，爸爸带着我从杭州来上海，那位职工和爸爸约定了时间，便让胡先生到我们下榻的振华旅馆见面。爸爸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并约他以后到上海时每次都来振华旅馆相会。
就在这一年冬天，胡先生写信到杭州，请求爸爸收他为弟子。12月12日他收到爸爸复信，大意说：
仁弟读书不多，为人忠厚，而好文爱学，颇有慧根。仆忝长一日，愿为师弟之jiāo。
爸爸还托开明书店、万叶书店寄给他好几本自己的着作，还送他一幅四尺中堂《双松图》，题的是“门前双松，终岁青葱，不识衰荣。”跋曰：
此画作于重庆，因爱双松之姿，收为缘缘堂自藏，今赠与新相知治均仁弟作永念。
可惜此大画及接受他拜师的信均毁于“文革”，令胡先生十分痛心。
胡先生认识了我爸爸后，曾提出要学画，爸爸却回答他说：“学画要有天才，当上画家能有几人，想要用画画挣饭吃，更不容易。”又说：“只要人品正，行为正，不会作诗亦有诗，不会作画亦有美。”
胡先生出于爱好，便私下偷偷临摹。
1948年爸爸带我和宝姐一起来上海，胡先生请我们到他那简陋的三层阁家里去吃饭。我们登上一节扶梯，转弯处总有一只煤球炉子。我们十分艰难地从一个个炉子旁经过，才进入他家狭小的三层阁内。
爸爸应约寄给报刊的画，都关照用毕退回原稿，把原搞送给胡先生。如此积累下来，有300幅之多。胡先生原是上海供电局的gān部，只因在“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便降职担任抄火表的工作。“文革”中自然躲不过批斗抄家，300幅画绝大部分都损失了。1969年chūn，他的“问题”审查结束，便来看望尚未“解放”的爸爸。他失声痛哭地诉说画幅受损失的事。爸爸安慰他说：
“不要难过。这样的大劫大难，谁有本事逃得过!只要人不死，就是大幸。……老舍被他们bī死了，你听说吗?死了就完了!我们不能去死。我不死，还有手，我会给你再画的。”
从此，每次胡先生来，爸爸总有画送给他，从不间断。画越积越多。到1971年秋，爸爸题“敝帚自珍”文字一页，作为这一批画的总称。其中有语曰：
……jiāo爱我者藏之。今生画缘尽于此矣。
《敝帚自珍》共画4套。3套都是给家属，一套给弟子胡治均。
爸爸去世后，1981年7月1日，胡先生为祝贺党诞生60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他自己所作《献寿图》一幅，俨然是丰画的风格。
1982年我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丰子恺传》(次年2月出版)。为了集思广益，我请宝姐、先姐、元草哥以及潘文彦、胡治均二位先生一同参加撰写。胡先生当时jiāo给我《振华旅馆》一文供我编入传记中。如今我再读此文，发现其中有一段写爸爸的内容，我竟已忘了个gān净。今抄录如下与读者共享：
1947年旧历9月是丰子恺先生的老师———弘一法师逝世5周年，也是丰先生的另一位老师夏丏尊先生逝世一年多的时候。就在这年chūn，丰先生趁在沪机会，与开明书店的几位老友，发起为两位前辈举办纪念会。他们决定在今年秋凉，假上海玉佛寺的一个厅堂，展出两位老人的遗墨、遗作和遗物，以志追悼。确定之后，丰先生在回杭州之前与我相约，秋凉之后，再在这个振华旅馆相会。
秋凉，纪念会如期开了，但是丰子恺先生未能参加。这是因为这年旧历九月二十六日，恰巧是丰先生自己50诞辰。他写信告诉我，略谓：杭州亲友，借了里西湖的新新旅馆，一定要为他祝寿。他无法推辞。信中说：“其实五十非寿，六十方称下寿……然亲友盛意难拂，藉此以叙旧耳。”他信中还告诉我，他收藏的遗物、纪念品，已派专人送到上海开明书店。纪念之事，全拜托叶圣陶先生主持了，并介绍我去见叶圣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