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等开明书店同人，闻知丰先生50寿辰，同时在上海也发起一个为丰氏贺寿活动。这个活动可说是简单朴素，又是风雅别致。朋友中有作诗的，有填词的，也有随便说几句恰如其分的祝词，各人把自己的作品，亲笔写在一本装裱jīng致的册页折子上。写齐之后寄给在杭州的丰子恺先生。这份礼物确也别出心裁，是一件可贵的纪念物。我见过这本折子，并抄录了几则，记得：
叶圣陶的贺诗：
何以为君寿，吟诗博上娱。声名周海内，啸傲对西湖。
崇佛情非佞，爱人德不孤。巴山怀昔醉，此乐欲重图。
郑振铎写道：
我国画家专长多，子恺以菩萨心作觉世画，五十之年固事业之方始也。
傅彬然题曰：
以艺术手腕，显菩萨心肠。
周振甫的七绝：
百年事业今方半，已使儿童识姓名。小品法传重海外，悠然风度仰渊明。
此外，还有周予同、章锡琛、徐调孚等诸友，都有诗文为贺。老友们的贺诗，恰如其分地为子恺翁作了写照。
在台湾56天
开明书店的负责人章雪村(锡琛)先生要去台湾看看开明的台湾分店，约爸爸同去。那年暑假，我正好从艺专毕业，章先生也是带家属同行的，于是爸爸就带了我于1948年9月8日离开杭州，是爸爸的好友《浙赣路讯报》编辑部副主任舒国华先生的小汽车送我们上火车站的。那时，大陆政治日渐腐败：横征bào敛，贪污舞弊，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家里几乎每天都要为开门七件事费尽心机。家里人多事杂，不胜烦恼。爸爸倒有意去看看刚收复不久的宝岛台湾，是否宜于安家。当然还打算在台湾开个画展，以补贴天天涨价的昂贵的油盐柴米的开支。我们在上海会合了章先生一家。
此次台湾之行，后来曾被人误解以为他怕解放才“逃”到台湾去，真是无稽之谈。
爸爸笔下曾画了那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画，怎么会怕解放军来解放劳动人民呢!再说，那时离解放还有一年，爸爸在政治上哪有这种敏感。他在抗战时期十分关心时事，经常看报;太平时期我看他沉湎在艺术中，不那么过问政治，甚至不大看报了。爸爸去台湾的缘由，就是上面所说的，想换个环境。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发现台湾没有他喜欢喝的huáng酒，只有米酒、红露酒，他喝不惯。酒是他的命根子，于是就离开了台湾。这是后话。
9月27日，我们和章家坐上了“太平轮”，离开了上海。在船上一宿，晨起发生了章老板(我们都这样称呼他)手表被窃的事。船上的工作人员因见旅客名册上有丰子恺的名字，对于查这案子特别起劲，竟查到了小偷——一个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青年知识分子!爸爸后来写下了《海上奇遇记》以记其事。
我们在基隆上岸，来到台北。章老板一家就在开明书店住下，我们被安排在附近的文化招待所，地址是：中山北路一段大正町五条通七号。宝岛归还才三年历史，因此这里的地名还保留着日本统治时的遗迹。不仅地名如此，当地人还会讲日本话呢。
有一回爸爸和我去餐馆吃饭，女招待讲台湾话(即闽南话)我们听不懂。爸爸和我吃菜都是很苛求的。爸爸能吃海鲜，但要求菜里别放猪油;我不吃海鲜，吃猪肉还要指定瘦的。这样复杂的内容，无法用手势来表达。这下完了!忽然爸爸灵机一动，试着对那女招待讲日文，一开口她就应答如流。唉，想不到在自己的土地上，要借助日语来通话!
在台北，爸爸也有不少新朋旧友往来。1923年钱歌川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在上海遇到任教于立达学园的在日本认识的huáng涵秋先生，通过huáng认识我爸爸。后来jiāo往甚多。那时，钱歌川先生受台湾大学陆志鸿校长之聘，正在台大创办文学院。他和爸爸在台北常相往来。可是1974年他从美国回大陆探亲，在上海逗留3个星期，要陪同他的人带他去看好友丰子恺，那人说，他从未听见过此人，无法打听。返美后次年，钱先生在报上看到了我爸爸逝世的消息。
爸爸的学生萧而化一家，也在这里重逢。互相回忆萍乡的情况，都想不到会有抗战胜利在台湾重逢的一天!
刘甫琴先生在这里任开明分店的经理，招待很客气。我们平时都是在店里吃饭。爸爸和章老板一起喝酒，论古谈今，谈到高cháo处，章老板就拍拍屁股哈哈大笑。如果换了现在，我一定会倾听他们的谈话并仔细记录。章老板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谈话内容一定是极jīng彩的。可那时19岁的我什么都不关心，甚至不喜欢听。有几次我不跟爸爸去开明吃晚饭，情愿自己在招待所里用电炉煮面食吃，有时把保险丝烧断，整个招待所漆黑一片。他们惊讶怎么回事，忙着修复;我躲在房里装作没事一样。即使去开明吃饭，也总是闹着要早点回去，而他们的谈话方兴未艾，惹得章老板搔搔头皮连声说：
“一吟要先回去，葛东西……葛东西……”
绍兴话表示无可奈何的意思吧。有时候我就一个人先回去了。
10月13日晚上8点15分，爸爸应邀在台北电台作了一次以“中国艺术”为题的广播演讲。还在中山堂举办了一次画展。
酒的问题总是使爸爸伤脑筋。钱歌川先生来台湾时带来一坛绍酒，要请爸爸去喝，爸爸叫他送到开明来与众同乐。上海的弟子胡治均从老师的来信中得知他思念绍酒，马上到麦家圈去买了两坛上好绍酒“太雕”，托人带到台北开明书店。爸爸很高兴，马上在开明书店举行了一次“绍酒宴”，让江南来的朋友大过其瘾。
可是，靠带来绍酒喝，绝非长久之计。爸爸决定不到台湾来安家。于是，我们随章老板一家游玩了草山、阿里山和日月潭后便离开了台湾。
我们先游离台北较近的草山，下榻阳明山庄。后来启程到台中，坐小火车上阿里山。那火车是头尾各有一个龙头的，走在“之”字形的铁路上，轮换着用前后两个龙头拉动车厢上山。我们观赏了三千年神木，爸爸后来还画了一张画。最有趣的就是住宿在山顶日本式的旅馆里。躺在“榻榻米”上通过落地玻璃窗俯观云海，犹如躺在一大堆雪白的棉花丛中。棉花中间伸出一株株树梢来，真好看。次日清晨，冒着严寒去看日出。
在阿里山上，我买了一个比眼镜盒短一点的手炉，里面不知装着什么，点燃后，用手握着它可以取暖。这东西竟然一直保存下来，后来捐给重建的缘缘堂陈列起来了。
离开了阿里山，我们来到日月潭，在山顶的湖泊中泛舟，访问当地的高山族公主。大公主不在家，我们就与二公主合影留念。下山后，经嘉义、新竹回到了台北。爸爸作《莫言千顷白云好，下有人间万斛愁》记录自己的感想。是的，台湾有万斛愁;可是从佛教的观点看，人间就是苦海，哪里没有万斛愁!
在台湾盘桓了56天，我们于11月28日渡海来到了厦门。
南国之行
厦门有爸爸的一个年轻朋友叫huáng恢复，笔名黎丁，他家住在内武庙街17号。我们就借住在他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