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放已不成问题，唯拖延至今，真不可解。现廿四人中已解放十二(一半)，余十二人，看来不久即解决。我无疑是‘一批二养’。且有补发工资，归还抄去存款之说。故我很乐观。你说退休问题，只要解放，出外即无问题，用请假亦可出外也。前告我‘解放’之人，今见我，摇头皱眉，表示他不料如此拖延也。”(1969·6·22)
“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内。还有十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轮到我。……秋天到石家庄，已成泡影，明chūn一定可靠。”(1969·8·23)
“本定二十日上午在乡开大会，解决八个人的问题，岂知十九日下午上海发生了大事———文化广场失火———别的单位连夜返市，只剩我们一个单位，大会就作罢了。我看来，我们要在画院的两星期中解决。大都无甚问题，总是要解放的，不过拖延而已。……我之所大欲，是退休。据说，大家解放后，才可申请。大约不久了。那时我首先到石家庄。”(1969·12·21)
“未来之事，变化多端，我也不在心上。(但我之所大欲—退休，看来不远了。)……我们还有七人，看来也快了。”(1969·12·31)
“‘退一步海阔天空’真乃至理名言。有不如意时，设想更坏的，便可自慰。不满现状而懊恨，徒自苦耳。比方说：我犯重罪，入了囹圄;或者我患癌病，不死不活，此时倘能变成今日的状态，真乃大幸了。如此一想，可以安眠闲梦了。”(1970·5·7)
“病假到七月十六日，秋姐言，共有六个月了。病六个月，即可作‘长病假’论，即等于退休了。秋姐又言，我属中央，定案要由北京，故较迟。较迟即较正确，较宽。姑妄听之。我现在且不计较这些，但求安居。……华瞻言，周谷城由主席指定为全国人代。此间未定案者尚多。但拖延也不会太久了。”(1970·5·23)
“阿姐等猜量，六月内或七月初，会解放我。我不急，迟早总要定案。”(1970·6·4)“
华瞻从杭来，言郑晓沧先生最近解放，定为‘历史反革命’云。他不是“重点”，故较早。上海几个‘重点’(我是其一)皆未定，阿姐言不久可定，听之。”(1970·6·28)
“阿姐言：上次两人来看我，是准备开一批斗会，然后宣布解放。所以我必须准备到会一次。我记得那天他们问我‘能下楼否?’看来就是要我再出席听骂一次，我已有心理准备，只要他们派人来扶。你准备在城中觅屋，甚好。今秋我一定到石家庄，我对上海已发生恶感，颇想另营菟裘，也许在石家庄养老。你说有绍兴酒，那更好了。……传说：中央指示，上海斗批改应早结束，但‘头面人物’勿太早解放。我便是‘头面人物’，所以迟迟。”(1971·3·2)
“昨华瞻听中央报告，据说：老年知识分子‘敌作内处’者，工资照旧(但不说以前扣的是否发还)，抄家物资发还，但已坏者不赔，金子作价发还，……政协等等。看来，快处理了。前几天有个工宣队来详细调查我们的房子让出经过，恐怕也是一种处理。”(1971·4·9)
“盛传‘上海斗批改快结束，但头面人物勿太早。’勿太早，大约也不会太迟了吧，总之，看来快了。参考别单位事实，我的工资应该恢复二百二十，而且过去扣的要还。如果如此，可发小财了。”(1971·4·12)
“宝姐告我，中央文教会议，决定：老年知识分子恢复工资，并补发以前扣除的;又说：抄家物资，除国家需要的以外，一概退还。已坏者不赔偿云云。宝姐说：‘圆子吃到豆沙边了。’你信上叫我勿去上班，我要来生再去了。无论如何拖延，我总是一直在家‘浅醉闲眠’了。问题一解决，我就想到石家庄。”(1971·4·14)
“信收到。的确，Thetablesareturning。(吟按：形势转变了)听说：某大专教授，未解放，但薪已照旧付二百多元，解放后补发以前所扣。此与宝姐所传达相同。看来不久有转机了。”(1971·4·22)
“你的事，阿姐的事，我的事，都迟迟不解决，但肯定大家就要解决。看谁先。……罗稷南患肺癌死。其妻提出要求;一、还抄家物资(三千多元，他解放已久，但迄未还)，二、给她派工作。前者照办，后者叫她自己向里弄要求云。……看到罗稷南例，我的钱不知何日还我，(但各单位情形不同，未可概论。)且须忍耐。我只要不上班(画院老人都已不上班了)，已是运气。不要等候，总有一天定头。”(1971·9·3)
“我的官司至今没有打完，无颜写信给你们。目今万事拖延，我也不在乎了。……我盼望官司打完，到杭州去，到石家庄去。现在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缚住我，不得自由走动。虽然我早上的工作很有兴味(译日本古典文学)，总是单调。”(1972·6·2)
“昨市革会来二人，送我六十元，说先补助你，即日正式解决后，恢复原薪二百二十。这是因为上次我说‘六十元付房钱及保姆还不够’所以他们再送六十元来的。可见事情不久解决了。我提出，早点解放我，我可转地疗养，到北方去住一下，病可早愈。他们说‘耐心点，快了’。”(1972·9·13)
“昨阿姐到画院，要求迁房屋。他们(工宣队)说：我的问题不久解决(待田中〔角荣〕去后)，发还抄家物资，同时进行迁居房屋。又说正在组织统战对象，要我当政协委员。日子很快了，可稍待。云云。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你们来时，一定不在此屋内了。)我又想到杭州。抗战八年，文革差不多有七年，我真经得起考验。……不久当有更好的消息告诉你们。”(1972·9·26)其
实在从1968年中到1972年末的信件中，在四年半之内，爸爸在给新枚的信中提到盼望自由，竟有51次之多!
一位古稀老人，画了那么多为劳动人民伸张正义的画，在1949年特地从厦门率领家属赶到上海来迎接解放，为歌颂新中国发表了多少文章和画———到头来却成了一名罪人，迟迟得不到“解放”，整整六年半失去自由!
我在抄录这些信摘时，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再对比如今幸福自由的生活，而长眠地下的爸爸竟已享受不到!我不知赔了多少眼泪!
我还忘了提到书法展览的事。自1961年9月底成立全国第一个“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时，爸爸就是该会委员。所以，爸爸1972年底“解放”后，1973年上海举行书法篆刻展时也想到了他。胡文遂先生来请爸爸出品，爸爸起初没有同意。后来我出版社同事庄久达(当时大约在该会主持工作)便来叫我做爸爸思想工作，说是要为读者着想。这么一说，爸爸果然同意出品，写了古诗及自作词，由我送去。但庄认为不妥，要爸爸改写工农兵新体诗，同时拿着我送去的诗词不放，流露出十分喜爱的样子。我就同意送给了他。至于写工农兵的诗，爸爸不愿意。他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