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深知我这位侄子的脾性和弱点，关键是一个字：懒。遇事顺坡溜，总想舒服，总想省力，别人看他是在下坡，他却认为是进了福窝，这真跟他爸爸如出一辙地相似。关于金瑞的爸爸，我们家的老五舜锫，那是我们家一个共同避讳的话题，是我父亲活着时一直羞于向人启齿的一块心病。就是后来，金家人偶尔凑到一起。也很少谈起这位早逝的老五。
我从王家窑里很失望地出来，碰巧王玉兰在窑外站着，也说不定她早就站在那儿了。王玉兰一脸愁苦，见了我想说什么，我说，你什么也不要说了，这里头没有你的事儿。王玉兰说金瑞很拗，她让他走，他就是不走。她目前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我说，我都没有办法了，你能有什么办法?王玉兰说，姑爸爸你要是实在反对，我可以坚持不答应，两相不情愿，在公社也扯不来结婚证。我不能对王玉兰要求什么，她毕竟是外人，在这件事情中，她完全是被动的。但她的话毕竟也不无道理，于是我说，王家大姐，你比金瑞大，又是过来人，有些事情应该比金瑞思虑得周全，怎么说金瑞还是个没经过世事的大孩子，你不要让他一失足成千古恨……王玉兰说这她懂。我说，懂就好。然后我问她队长家在哪儿，她说西头有枣树的那家就是，说着要领我去。我说，你不要领了，看看你那一锅粥吧，大概都煳了，你别指望金瑞能帮你看着锅，那是个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的人。王玉兰说陕北的男人都不管家务，谁家的婆姨也不指望屋里的男人能帮着看锅。我想，这个小寡妇大概没听懂我的话，所以，离开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管我叫什么姑爸爸，那是旗人的称呼。王玉兰听了我的话，木木地看着我，那张脸竟没一点儿表情。
大概也是个没睡醒。
那晚。我和北京gān部在队长家吃饭，金瑞也没过来陪，让我心里好不自在。后来，王玉兰用托盘送过来一大碗热乎乎的稠粥和带馊味儿的浆水菜，使人觉得这女人还懂些人情，至少比金瑞qiáng。浆水菜是陕西特有的腌菜，将新鲜蔬菜窝在缸里以面汤泡制，使之发酵，死酸傻酸，跟四川的泡菜、东北的酸菜味道都不一样。这日的饭桌上再没有其他蔬菜，我不由得多吃了几口浆水菜。王玉兰见了就说，金瑞他姑，你要是爱吃，走时我给你带些。北京gān部则说此物不可多吃，寒气太大，吃多了泻肚。我注意到王玉兰在称呼我的时候回避了“姑爸爸”这个词。看来是个有记性的女人。我问金瑞在家gān什么呢，王玉兰说金瑞喝了两碗粥，找知青们打牌去了。
我叹了一口气，眼睛有些湿。
队长和gān部见此情景也不便再说什么，大家就闷着头喝粥。
半天，gān部说，将来金瑞招工怕是困难了。
队长说，队里会照顾他。
应该说，金瑞成了发财的爹以后，日子过得相当舒坦，穷虽穷，但像个家，比起那些自嘲属于“流氓无产者”的知青们，他可以说是提前奔了小康。他的炕老是热的，可以由着性儿地睡懒觉，可以点着样儿地要吃食，衣服有人给洗，洗脚水有人给端……这些条件知青们都不具备，所以他并没有离开集体的失落，没有鸿雁单飞的寂寥。也正如他说的，他懒得生孩子，他跟他的陕北婆姨王玉兰除了段振龙留下的那个儿子，竟再没有生养。男人们在一块儿拿他开心，说他不得要领，他不置可否。队长问他是不是有病，他说是不愿意费那力气。
这话让人听了觉得不可思议。
在知青大批返城的时候，金瑞还一直在王玉兰的热炕上犯迷糊。一切都应了北京gān部的话，城里每次招工都没有他，队里推荐了几次，终因拖家带口被刷了下来。好在他也不在意，搁别人早痛不欲生了，搁他却无所谓，他说招上了未必是好事，当工人也有当工人的不自由。知青们都走光了，公社也想把他立个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日后当个gān部什么的也不乏一条出路，无奈却怎么也扶不起来，关键是他不想出力气。
时间一长也就没人想着他了。他呢，也就真正当了发财的地地道道的爹，在段振龙留下的那三孔窑里稀里糊涂地过着段振龙留下的日子。
岁月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混沌中过去，上山下乡已经如同抗日战争一样成为了人们偶然说起的一段历史。当金瑞举着老碗蹲在村街上和村人一起大口地吸溜浆水面的时候，人们只知道他是王玉兰的男人、发财的爹，至于他的北京知青身份，已经很少有人记起了，他是真正地和贫下中农结合了。
三
我再次与金瑞见面是在十五年以后，已经到了80年代末期。他带着老婆孩子从陕北办“病退”回到了北京，没处安身，一家三口就挤在我们家后院那间有名的风雨飘摇的九平方米的小堆房里。为金瑞的调回，我费了不少周折，求助老同学。开了个北京单位假接收的证明，才把这位懒散的农民从西北请回了京师。
由陕西回来的金瑞除了两chuáng破被褥以外，锅碗瓢勺一样没有，就连从宜长到北京的路费也是跟队里借的，说好了用秋天三亩坡地的包谷偿还。金瑞在后段家河那三亩坡地究竟能打多少包谷全是个虚数，谁都知道是不能认真的，村人想，贴点儿就贴点儿吧，金瑞怎么也是在后段家河待了快二十年了，一个北京娃儿，在乡下受了二十年苦，不容易，就是苏武牧羊，也没有二十年……
回到北京的金瑞再也不提他与金家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了。我发现这些年他也学了些察言观色的本事，将随身由陕北带来的十五斤糜子面，顺水推舟地拎到我母亲屋里，说是特地从乡下带来的新鲜，是孝敬太太的。那时我母亲已经沉疴在chuáng，吃不成糜子面了。母亲看着站在chuáng头的窝窝囊囊的孙子金瑞，看着那个已成半大老太太、土得掉渣儿的孙媳妇和那个人高马大却没有一点儿血缘关系的重孙子，说不出一句话来。
发财与金瑞，父子俩的反差太大了。金瑞虽然在农村蹲了近二十年，大模样并没怎么变，也是平日觉睡得多，太阳晒得少，仍是细皮嫩肉，体现着金家子弟的遗传。发财就不一样了，发财是地道的陕北种，站在那里跟铁塔一般，黑脸，直鼻，高额骨，阔嘴唇，是典型的汉人与匈奴杂jiāo的后裔，与细致的金家人，即便是落魄的金家人站在一起，也显得难以融洽的生硬。应该说这是在金家，在母亲面前出现的第一个重孙，偏偏是个串秧儿变种的重孙，这是让老派儿的母亲难以接受的事实，更何况他旁边还有一个曾做过寡妇的她的儿媳，寡妇的男人还是被雷击死的。chuáng前这组图画给母亲带来怎样的沉痛，我完全想像得出来，但时代毕竟已变迁，母亲纵然沉痛却也说不出什么来。
金瑞是在这个家里长大的，知道规矩，他趋前几步给母亲认真地请了一个双安。叫了一声太太，说他回来了。以后再不走了……母亲一把拉过金瑞，颤颤巍巍地说，你是太太的亲孙儿……你受了多少苦哇!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还请什么安，都是老礼儿了，没爹的孩子到底没人疼，要是你阿玛还活着，哪能让你在乡下一待二十年，等到今儿个?……金瑞把脑袋直往母亲怀里扎，吸着鼻涕说，我知道太太时刻惦记着我，这个家里就是太太疼我，我只有太太一个亲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