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伟忙问：“报纸?什么报纸?”
看来老尼对这事记得清楚：“对，是几张她圆寂前几年的报纸，上面登了咱国家科学的大胜利，红颜色的字，很大很大。我们两个都是有文化的人……”
她的眼里透出凡人的光泽。
苏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眼泪刷地下来了……
老尼抬手指道：“二位施主请往这里看。”
苏娅和苏伟的眼前，是一座不盈三尺的土坟。坟上荒草杂驳，间有蓝色、huáng色和粉红色的小朵野花。它的周围散落着几座类似的土丘。老尼之所以举手可指，是因了那土坟前竖了块约半米高的土灰色石碑。十几年的风雨剥蚀，石碑已棱角不复，碑的底部生出些暗绿色的青苔。碑身有些倾斜。碑上无字。
苏娅蹲下抚摸那碑。一只有甲壳的金色昆虫警觉地跳出来，不情愿地钻进乱蓬蓬的草丛里去了。
苏娅听见老尼说：“……1968年养心庵原地重建以后，老师太们念及静心皆于心不忍，深感静心修行好，辈分高，理当重葬……可否请二位施主择日再来，取出静心师太骨殖火化，建塔立碑?……”
苏伟绕坟一周，肃然无语。听得脚踏荒草的瑟瑟声。
苏娅在坟前默立。
老尼双目微闭，双手合十，低诵经文。
苏娅擦去泪，从坤包里掏出一卷宣纸递给苏伟。苏伟展开宣纸向母亲悲声说道：
“妈，我和妹妹受父亲和冷云妈妈之托来祭奠您。”
苏伟在坟前双膝跪地，双手托着的宣纸上，是苏正qiáng手书的清人袁枚《祭妹文》的最后一节：
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苏娅见哥哥磕了头，就取出早就备下的huáng表纸，由哥哥连同父亲的手书一并点燃，她便示意老尼同她一起离开。在石阶路上她驻足回首，听见哥哥在那边哭的声音很响。这时风大了，把青烟chuī散了，纸灰也被chuī得老高老高……
该让哥哥哭个够。
她想起了妈妈……
2003年7月18日至2004年7月10日初稿于北京、济南、北京
2004年7月11日至10月30日二稿、三稿于北京武警总医院
·33·
方南江 著
书评：松开枪管上沉重的锁链
新时期军事文学难写，也鲜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长篇小说，这两点都是实话。
作为一名穿军装的文学编辑，我的工作就是端着枪，在茂密的丛林里寻找猎物。多年来，我期望猎获更多的老虎和雪豹，结果连野猪也很难猎到。事实证明，肥美的猎物总是倒在更高明的猎人枪口下。就在我心灰意冷地把枪扛在肩上，准备向后转的时候，我遇到了一只huáng羊，并开枪击中了它，这就是长篇小说《惊蛰》。《惊蛰》获奖后我挺乐，比作者本人还兴奋。又乘机到海军部队锻炼一下子，然后抱着枪靠在一棵树上回味《惊蛰》的味道，这时迎面来了另一只huáng羊，我毫不客气地捕获了它。这就是方南江描写武警部队生活的长篇小说《中国近卫军》。
我是个急性子，太想打到老虎或者huáng羊，于是不免对能盛产老虎或huáng羊的作家说几句刺激的话。特别是关于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前景，我承认自己有点牢骚，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在一次军内作家集会上我说：“当代军事文学难写是事实，但个别作家陈言不敢写就是说谎;你可以拿着军饷，住着大房子，以一个在外军闻所未闻的专业作家的身份去搞电视剧，去挣大钱，但你不能说当代军事题材不敢写，历史题材(比如说抗日战争)没得写。我认为，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一个军旅作家的职业意识，在他是否正确认识部队生活，在他是否一心一意爱这支军队的问题。”今天看来，这样的话确实有“文革”遗风，虽然出发点是好的，还是伤了一些同志。
诚然，职业军人与军营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定型的思想观念、生活观念、道德观念和理想观念处处影响着文学表达，小说会受到诸如所谓“主旋律”上的某些限制;加上作家本人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如果再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量，三股钢绳势必拧成一条沉重的锁链，紧紧套在军事文学的枪管上，也套在了大部分军旅作家的脖颈上。
有文学批评家认为：军事领域其实是个宝藏，潜力很大，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所读到的作品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显得“很笨重”。我所理解的笨重，抛开那些拿“军事题材”做外衣的“畅销”作家不说，一部分真正钟情品质文学的军旅作家太过qiáng调“军事”、“军人”、“军营”这些概念，想法太多，想表达和承载的东西太多，结果背着包袱陷入不厌其烦的背景jiāo待、不停的解释、反复说明和再三规避的泥淖中，这种“锁链”效应严重削弱了小说的有趣性。
要松开锁链，需要军事文学作家付出双倍的努力。关于职业意识和生活经历对一个作家的影响和启发。方南江是个好例子。他从小在军营长大，用心工作的同时，还用心享受生活，并尽最大可能，在他所认知的军营生活中发现美和思想，并呈现美和思想——尽管美和思想有时会变成一种痛苦和忧伤。以此为例，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极为重要的，是要有爱，爱人爱家，包括爱身边的一草一木。方南江是一名职业军人，像他的将军父亲一样，他深深地爱着他的军队和士兵。于是才有了他上世纪80年代初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最后一个军礼》(合作)。这之后，小说家方南江似乎从文坛消失了，原来，他秉承“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兵”的训诫跻身仕途，果然官至将军。从士兵到将军是一种成功，但要从一个将军成为一名优秀作家则是一种通达和超越。作为作家的方南江完成了这种通达和超越。《中国近卫军》告诉人们：无论你是将军还是士兵，永远都是历史长河中微小的分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正是几百万个普普通通的官兵的血肉之躯的分分合合，才铸就一个国家稳固的国防长城;只有把个人理想放在国家、民族、人类的翼羽之下，个体生命和理想才具意义——也惟其如此，一个伟大的民族才会qiáng盛不衰。方南江的小说成熟了，他知道小说的功能除了“意义”之外，还得好看。由于作者有意无意避开了对“军事”堡垒的qiáng攻态势，小说中的人物更生活化，更真实。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军人的爱情和婚姻，军人的欢乐和悲伤与其他社会领域的人毫无二致。事实上，我们身处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之中，所有人类的共同经历和情感，谁都不会置身其外，不论是工人、农民、军人、商人还是官员，也不论是英雄还是小偷。这是方南江军事小说的最大贡献。
与《最后一个军礼》相比，《中国近卫军》出人意料地变得轻松愉快、趣味横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方南江的语言有了变化——极具个性化的幽默风趣。小说中让人忍俊不禁会心一笑的地方随处可见，但这种引人发笑的细节不是《好兵帅克》式的，也不是电视小品中把军人描绘得傻乎乎式的，这需要一种智性观察生活、升华生活乐趣的能力。方南江从《最后一个军礼》到《中国近卫军》探索了二十多年，我觉得他小说最大飞越是从沉重变得轻松，不论是故事还是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