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第一次回湖南探家，爸对我说，满运呀，你没找叔公?我说没有。他说，孩子，你真不懂事。我说，他当他的司令，我当我的兵，不是很好嘛!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么单纯。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就是这么单纯的社会。有些像什么乌什么邦似的，对，乌托邦似的。
1953年10月，我发现自己的津贴涨到了十八元，我问自己的钱怎么多了，人家告诉我说我提gān了。不久，我就随招聘团去山东征召山东妇女入伍，以解决大批起义老兵的婚姻问题。二十五师征召了五百多人。但山东妇女们一到新疆，看到房无一间，瓦无一片，条件艰苦，又哭又闹，最后师部命令带妇女的同志必须和妇女一起下去，做她们的工作，直到她们安心为止。这样，我就到了连队。
而随着战士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征召女兵时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了，十八九岁、二十三四岁的婚龄妇女占绝大多数。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工作非常难做，我当时才十七岁，我领着部分大姐大嫂们到了独立营。从此，我就一直在劳动一线工作。我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过“三八红旗手”、“先进生产者”等许多荣誉，并荣立过一等功。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明六叔公，我没能逃脱“文革”的劫难。
1968年9月25日，我突然被人抓了起来。关进了一个安了铁门、已变成地牢的地窝子里。造反派对我进行严刑bī供，让我检举明六叔公的罪状。我宁死不屈。
国庆节那天，他们把我吊起来说，你今天如果再不jiāo代，就别想活着从这地窝子爬出去。
他们把我一次次打得昏迷过去，又一次次用冷水把我泼醒，但我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那次毒打，使我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我醒来后，浑身是伤，难以动弹，地窝子里没有一丝光线，如地狱一般黑暗。我想用死来抗争，但又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一定要尽力活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抗争，我死了，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就能轻易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靠着这种信念，忍受了对我的非人折磨，熬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黑暗的地牢时光。
十年浩劫之中，无论受到怎样的歧视和冷遇，批斗和打击，我都忍受着，以非凡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忍受着我经历的苦难。这些，在“文革”一开始就回到湖南、被有关方面保护起来的明六叔公是不知道的。
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明六叔公已于1989年以九十七岁高龄仙逝。我作为他的满孙女，与我的儿孙们仍在新疆这座军垦小城石河子平静地生活着。
回顾自己的路，我1951年进疆，1991年退休，在这块土地上扎扎实实地gān了四十年，农场的所有活儿我都gān过，这里留下了我的豆蔻年华，美好青chūn，留下了我的光荣、欢乐与痛苦，留下了我的儿孙，我是真正的兵团人了。我感到我的人生很充实，内心很欣慰。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军垦战士，就没有新疆这些美丽富饶的绿洲。
毛灿奇：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发(1)
我到达焉耆后，被分在二军六师十七团，虽说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但除了一身军装，除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没日没夜地劳动，军事训练几乎没有。
一进甘肃，就是扑面而来的荒凉。但我们当时所到达的地方，则是彻底的荒凉。住的是地窝子，面对的是一大片茫茫的戈壁滩和盐碱滩相间的荒原。到处是láng、马蚤子和蛇。有些碱滩很深，有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时，虽有一些粮食，但没地方加工。十几公里外的老乡处有一副水磨，我们的司务长——一个看不出年龄的老兵就用毛驴驮着粮食到老乡那里磨面。回来时，走迷了路，误入一个碱滩中，毛驴掉了进去，越陷越深，他眼睁睁地看着毛驴被碱滩吞没了。
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要把这样的地方开垦成良田。整天就是那把巨大的砍土镘，用它没日没夜地挖呀挖呀。手上裂开了口子，砍土镘把上全是血，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了血。发的huáng棉衣是大号的，袖子长，我人小，手上渗出的血把半截袖子都染红了。
那时我们每天三点半起chuáng，简单地洗漱之后，写半小时日记，gān到八点钟吃早饭，然后带上两个玉米饼子，一直gān到晚上十点钟才收工。回来后还要搞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搞完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就晚上十一二点了。所以休息的时间很少，加之吃的东西很差——玉米饼子硬得能把人头上打起包。大家总感到困，感到劳累。即使这样，还要唱歌，说话，不然，领导就说你有思想问题。
冬天开荒更加难受，一是寒冷，冻得人受不了;二是地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开垦起来十分吃力，砍土镘挖下去，地上只有一个白印子，把砍土镘弹得老高，震得虎口一阵阵生疼;三是脸和手极易皲裂，最后手和脸上的皮肤变得像哈密瓜一样难看。而冬天也是粮食最紧张的时候，所以就把吃玉米饼改为喝玉米糊糊。我这人gān活儿不要命，但饭必须吃饱，那点糊糊管什么用?好多次我gān着gān着活儿，就饿晕过去了。
那时的女兵都留着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但这里连肥皂也没有，我们没法洗头，头上长满了虱子，最后只好用碱土洗头。那东西蜇得人头皮发麻，我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头发剪了，剪成了小平头。
为了当兵，我虚报了年龄，把十五岁报成了十八岁，所以到部队后，人家也把我当成年劳力看。我当时也没想很多，我只想劳动，只想当“劳模”，因为“劳模”当大了，成了全国劳模，就可以见毛主席。我非常想见毛主席，从那时就想见。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在那时要见到伟大领袖，当劳模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活儿都gān了。
我记得我们到吾瓦开荒时，团里除了两千多名军人，还有当年一月和四月分配给团里的内地遣犯两千三百余人。军人和遣犯一起劳动，分不清谁是遣犯，谁是军人。有几次，我出去碰到老乡，人家都恐惧地躲开我，用生硬的汉话嚷道，遣犯!遣犯!
其实，我们的劳动qiáng度比遣犯还大，目的也有些相同，那就是“争表现”。但他们的目的更明确，那就是表现好了可以减刑释罪;我们则显得有些理想，是为了“建设新新疆”的崇高目标。但现在想起来，那种工作qiáng度，那种发自内心的、自愿的苦役，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人”看的，仅仅把自己看成了一把不停挥舞着的、粗劣的、经久耐用的砍土镘。
我性格外向，不怕吃苦，再苦都是乐呵呵的，因为留着个小平头，大家都叫我“假小子”，我的大名毛灿奇反而被人忘了。一副男同志模样，也给自己省了不少麻烦。因为当时遣犯多，常有遣犯半夜里偷偷溜到我们地窝子里摸女的，那时的厕所是用芨芨草搭的，也就能挡个视线，一刮风，就没了踪影，怕晚上遇到坏人，一个人上厕所，就得去一个班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