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国庆节，国家邮电部将张迪源驾驶拖拉机牵引二十四行播种作业照片选为《伟大的祖国》特5组邮票之一，在全国发行。于是张迪源驾驶拖拉机的倩影，便进入了千家万户。
现在，拖拉机随处可见，是最简单的农业机械种类之一;而当年，则比汽车都稀罕。对于我们这个几千年来靠牛耕镰收的古老农耕民族而言，能让一个不吃草、不喝水的铁疙瘩去耕地、播种、收获，无疑神奇万分。
我就是抱着要驾驭这个神秘机器的梦想去参军的。
那时的张迪源和梁军，是每个女兵心目中的英雄。能驾驶那神秘的机器，是每一个女兵的梦想。
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家境原本比较殷实。抗战时，举家逃到了独山一带。在那里染上了肺结核，父亲辛辛苦苦挣下的一点儿家产也因为治病而耗光了。我要去当兵时，已是1952年。1951年到新疆去的女兵的一些情况已传回了湖南，传得最厉害的，就是招去的女兵都做了老gān部的堂客。
因为结核病，整个华家已被死亡的恐惧盘踞着。两个儿女已死了。第三个儿子躺在chuáng上已不行了。我母亲害怕得不行，去请了算命的人来问我能不能保住。算命的人说，你这朵花要放出去，才能开得好，不然也会凋谢的。家里也就信了，一直在等着放我出去的机会，所以我要当兵，家里也没阻拦。
当时在衡阳有个招聘点，我顺利地入了伍。我父亲到衡阳车站含泪为我送行。如果我没染上肺结核，我就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了。父亲的心情十分难过，抓住我的手，直到车子要开走了，才依依不舍地松开。
不想我刚到长沙，我三嫂就赶过来了，一定要接我回去。三嫂说，妈不知怎么听说了，说新疆没女人，招你们去是做堂客的，让你千万不要去。
那是别人造谣，瞎传呢。我说。
有人从新疆写信回家讲的，人家是去年当兵去的新疆，怎么会是造谣呢。妈听到这事后，哭得死去活来，从楼上哭到楼下，从楼下哭到楼上，非得亲自来找你回去，爸担心她的身体，就派我来接你，让我一定要把你接回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挺可怕的。我去问问指导员再说吧!
我找到指导员。把这些事给他讲了。指导员说，你得信任部队。你如果不想走，没事的，你可以回去。
我说，我相信部队。
然后，我让三嫂回去，我说，我现在当了兵再回去，就是逃兵，何况那么多人都能去，我也能去。部队上的人说了，三年后就能回来。
我们到迪化正过“五一”，那天我在《新疆日报》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张迪源，也从照片上看到了拖拉机，那幅照片很大，登在头版。张迪源手握方向盘，自信而又幸福地笑着，显得十分神气。我把那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羡慕得要死。
我被分到了车排子。那是七十四团团部所在地。那里有已经开垦出来的大片田地，绿色的麦làng在风里翻滚，驱赶那包围着麦田的荒凉。麦子正在扬花，麦花的清香与荒原的气息，十分浓郁地充满了初夏的所有空间。我为这种陌生的气息而陶醉。
新疆的chūn天和秋天都十分短暂，短暂得让人感觉不出来。雪刚刚化过，天气刚刚转暖，树叶刚刚萌发，夏天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而树叶也会在九月或十月的某个夜晚突然变得金huáng，然后就是白雪与落叶齐飞，冬天就这样来了。
在车排子这个地方，随着夏天一起赶来的，还有蚊子，它是夏天最为可怕和讨厌的使者。
它们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蚊虫王国。
这里靠近玛纳斯河河湾，沼泽遍布，水洼相连。所以是蚊虫繁衍的理想场所。部队刚开到这里时，带了几匹膘肥体壮的军马，可一个夏天，就变得皮包骨头，其中一匹军马被叮得血肉模糊，浑身起满了血疹，然后感染化脓，不久就死了。
所以这里的人一到夏天，就得把全身包起来，再热，也得严严实实地捂住。实在太热，就得在劳动的地方燃起烟子熏赶，才能有一片无蚊天地。
我们在路上赶了两三个月的长路，本来就十分疲劳，到达这里后，又被蚊子扰得日夜不宁。加之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好多人都病了。
我虽从哥哥的地理书上读到过新疆，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有一些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厉害的蚊子。我被蚊子弄得心烦意乱，无所适从，睡眠不宁，茶饭不思，虽没病倒，但也像那些马一样，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即使这样，我也在关心自己能否开上拖拉机，我那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拖拉机迷”。
开始，团里安排我去学hushi，我拒绝了。
然后，让我到营里当文书。我说，我初中只上了两个月，当文书文化不够。
那你想gān什么?领导就问我。
开拖拉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那金贵东西可不是想开就能开上的。告诉你吧，开它跟开飞机差不了多少，你就等着吧!
我说等就等。
华淑媛：犯人有人管制(2)
因为我没去学hushi和当文书，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劳动，别人都说我傻。
当时的劳动十分艰苦，劳动qiáng度很大。队伍往戈壁滩上一开，天为帐，地为chuáng，绿蚊帐一撑，为防蚊子叮咬再把身上用各种布片一裹，就开始垦荒。七八月份的太阳烤得大地冒火，烤得人大汗淋漓，仍得把自己紧紧裹住。
由于劳动qiáng度太大，有些人挖着挖着地，就倒下去睡着了;有些人吃着饭，就打起了呼噜;还有些人解着大便，睡着后坐在了屎堆上。如果是没有蚊子的时节还好点儿，若有蚊子，有些人就得遭罪。屁股会被蚊子叮得又红又肿，面目全非，不能坐，睡觉和走路以及劳动都不方便。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上工时都是天没亮就出发，每人带上三个咸面饼，就是一日三餐，夏天还好点，冬天的饼子会冻得和石头一样硬，在吃之前，得先放到怀里暖着，姑娘们经常啃着咸面饼，就忍不住哭起来，往往是抱在一起哭，哭过之后又相互勉励，说我们既然来了，就得gān出个样子，就要把新疆建设得跟家乡一样美。
那时候的新疆还特别冷，常常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雪也下得特别厚，一般厚达二三十公分，最厚时达五六十公分。五二年冬天，雪把地窝子堵住了，大家只好从里面挖个dòng钻出来。
即使雪大得开不了荒，人也不能闲着，得到玛纳斯河边去用红柳枝编抬耙，冬天用来抬雪，其他时候则用来抬土、运肥。大家穿着毡筒，裹紧皮朝外、毛朝里，只经过粗加工，还有些发臭的板皮大衣，提上一袋子馍，就往三十公里外的红柳丛生的玛纳斯河边走。
男的要编二十个抬耙，女的要编十六个，一般要三四天才能完成。那可是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冻得石头发裂，但我们却只能睡在野外。想想那情形，就令人害怕。大家冻得不行了，就点上几堆篝火，挤在一起，一边烤着馍吃，一边咽着雪，一边唱着歌——那时候谁能吃苦，谁能愉快地、毫无怨言地吃苦，才算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