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_卢一萍【完结】(66)

2019-03-10  作者|标签:卢一萍

  刘功辉和唐万鹏背着背包,奔赴老鸦窝拖拉机队报到——晏一民晚到几天,为开拖拉机,刘功辉自愿从副排级gān部待遇降为战士级。

  在大戈壁滩上开荒,女同志的确困难很多,没有厕所又没有树,解大小便很不方便,有时要跑到很远有渠沟的地方去解手,这样很影响工作。为了多开荒不影响工作,我们在拖拉机后面拉块布挡住解手,有男同志在附近还有点不好意思。那时一个班要gān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下班后要jiāo接班,保养机车和做下一个班的准备工作。开荒回来,每个人身上脸上的灰有铜钱那么厚,身上脸上全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所以别人笑我们是“黑人牙膏”。

  我五五年结婚,五六年怀第一个孩子时,怕影响工作,我不想要,为了能流产,就不顾一切地gān重体力活,但孩子还是没有弄掉。没有想到,我从广西军政大学毕业后来新疆工作的爱人在我五七年即将分娩时,因公牺牲了。可能是我过于伤心的缘故,我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十七天就夭折了……

  我开拖拉机直到1977年,光为了制服gān旱、风沙和盐碱,我就不知道拉了多少沙土。后来,开不动了,只好去砖瓦厂。现在头发也白了,眼也花了,腰也弯了,什么苦也吃过了,风风雨雨,忙忙碌碌,水里泥里,风里làng里,一辈子转眼间就过去了,唉!

  你看,说了这么多,怪沉重的,我给你唱一首叫《拖拉机》的歌吧!

  拖拉机,拖拉机,

  是我心爱的好伙计。

  驾你开垦万亩地,

  我俩一同把功立。

  拖拉机,拖拉机,

  是我心爱的好伙计。

  gān活质量争第一,

  我俩一同创奇迹。

  …………

  佚名:大师大迁徙(1)

  你不要写我的名字,在博乐这片土地上,有一大群与我一同来的姐妹,我只是代大家讲一讲当年的事。

  进疆路上的苦,还有在哈密的苦就不说了,我只说说我们从哈密迁到博乐来的事,成千上万的人,一千二百公里的路程,算得上是大迁徙了。

  农五师的前身是六军第十六师,1952年元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全体官兵集体转业,组建了农业建设第五师。因为哈密风大沙多,气候gān燥,降水稀少,土地盐碱大,全师从1952年修渠,次年建场,到1956年,才开垦出五万亩土地,不如其他师的零头多,所以就有“富八师、穷五师”的说法。

  这主要是没有水。全师一直在派人找水,曾到过甘肃明水,新疆鄯善、吐鲁番,足迹踏遍了东疆的每一片土地,但总是失望而归。后来,国家航空测量队在对兰新铁路哈密至乌鲁木齐段进行航测时,在罗布泊发现了大片水域。那虽然是个连探险家都轻易到不了的地方,是举世闻名的死亡地带,但全师官兵都十分振奋,以为终于可以大gān一场了。师长翟振华立即组织一gān人马到罗布泊寻找水源。

  他们出发时,师机关和直属队的官兵都去为他们送行。因为师参谋长毛熙屿在1949年曾派人保护过苏联探险家赴罗布泊探险,历时半个月,也没找到罗布泊的影子,最后,人差点没走出来。他知道那是个恐怖的、神秘莫测的地方,弄不好就会葬身其中。后来的彭加木、余纯顺不是做了它的牺牲品吗,所以那送行就有些悲壮的味道。

  他们前两次进罗布泊没找到水源,然后第三次又进去了,这次是找到水了。但上级来了电报,说那里是国家保密地区,有水也不能种地。当然,后来都知道了,那里是原子弹试验区。

  大家正在失望,兵团政委张仲翰提出让农五师到博乐开发新垦区。在新疆的屯垦史上,张仲翰是个有远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兵团的人都很怀念他。当时中苏铁路尚在兴建,该铁路计划在阿拉山口与苏联铁路接轨。这一是为了边防,二是让那里的荒原变成良田,作为“展现给中外人士的一个橱窗”。同时也是给农五师这头困在哈密无水区的狮子一个重新创业的机会。

  1960年元旦,师长翟振华带领的由十五人组成的先遣队先出发了。他们坐着两辆小车,一辆卡车,冒着寒风,来到了博乐。那时,整个博乐只有一辆汽车,现在一下子来了三辆,人们都从低矮的屋子里钻出来看热闹。

  博尔塔拉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草原,总面积两万七千平方公里,有天然草场两千五百余万亩,土地面积三千七百多万亩,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宜农宜牧,先遣队听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领导的介绍,非常兴奋,立即分成两组,沿东西两线骑马踏勘。

  此时正是博尔塔拉的大雪季节,那一年的风雪更是不得了,有些地方,一脚踩下去,人就骑在了雪上,动弹不得。有些雪糟子,人一掉进去,就没了顶,不赶快刨出来,就会没命。在这样的地方要了解土质、了解植被自然更加困难,他们得跑很多点,扒开几十厘米、上百厘米厚的积雪,然后把冰冻的泥土刨出来,了解它是否贫瘠,是否宜于耕种,最后找一处破羊围子、一棵树或猎人避寒的土dòng作为标记;或者在那些什么都没有的荒滩上,找个木棍楔入地下,再拴上一根布条。

  就这样,在那些处女地上第一次诞生了吉里尕西、拜西布拉克、安格里克、青塔拉、白庙这些农场的名字。

  他们派人回到哈密向我们讲起这些地名时,我觉得那些名字很好听,很有诗意,连在一起像不同音符组成的乐曲。我们对那个地方充满了向往。

  当年的2月6日,我们第一批三千名职工、近四百名gān部以及六十多台大型机械开始从哈密出发,队伍浩浩dàngdàng,延绵了十多里路。

  虽说是去开辟新的家园,虽说哈密山枯水瘦,屯垦受挫,但大家毕竟已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从一无所有,到有了家,有了儿女,再不可能像刚进疆时那样无牵无挂,充满làng漫色彩了。这里已有了故土的感觉,即使要去的是世外桃源,但那毕竟是个异乡,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十分复杂。

  新疆二月的气温常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到处冰天雪地,一派枯寒景象。大家坐在大卡车上,覆盖着卡车的篷布根本抵挡不住刺骨的寒意,人们裹上了所有能裹上的衣服,蜷缩着身子,把冻得哇哇直哭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乌苏……越往北去越冷,最后,男人们只好把妇女和孩子用被子裹起来。

  那时候路况很差,又是冰,又是雪,车队走得很慢,一千二百公里路走了八天时间。因为人员和机械必须在chūn播之前运往博尔塔拉,所以许多职工是在车上过的年,啃一口大饼,咽一把雪,连一块糖也吃不上。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清寒的chūn节。到三月中旬,西迁大军陆续抵达指定建场地点。

  博乐那时还是个典型的边陲小城。寒冷使居民们都躲在房子里,烟囱缓缓地冒着黑烟,偶尔会驶过一辆简易的叫“六根棍”的马车,留下巨大的木制车轮的辚辚声和马脖子上的铜铃声,驭夫裹着羊皮,缩着脖子,袖着手,盘腿坐在车上,谁也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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