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听司令员这么说，也就释然了，说，首长，你放心吧，我不会闹情绪的。
我被安排去北京教顶替我的演员跳舞。但舞蹈不仅仅是动作，它还贯注着对艺术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悟，倾注着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所以，我虽然把各种技巧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那位演员，但“外文委”(中央对外文化jiāo流委员会)审查后还是不满意。他们让我试跳，我试跳后，他们说，就是你了!他们问军区文化部部长宋肖，何梦道跳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让她去?
宋部长说，她出身不好。
外文委的人说，出身不好，舞跳得好就是为国争光!我们破格让她去。
宋肖回来后就找我谈话，说，上级决定，由你去越南参加演出。
我一听宋肖这么说，以为是在骗我，是怕不让我去我就不认真教别人。因此，我有些委屈地说，部长，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所以从没想过出国的事，我去不了，但我会认真教她的。
这是决定，已决定由你去。
这是我第一次受此待遇，听后，我非常激动。
那次在越南演出非常成功，胡志明主席接见了我们，并邀请我和李双江、贾米娜、董志波等人一起进餐。胡志明主席还授予文工团“国家一级国旗勋章”，越南《人民报》评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西部沙漠发现的一颗明珠”。
无论我在艺术上取得怎样的成功，也无论我为自己和集体获取过多么大的荣誉，都难逃“文革”劫数。70年代初“清理阶级队伍”，文工团二百二十人清理掉了一百四十人。而我早在一年前就被“清理”掉了。一纸命令，宣布我脱下军装，告别舞台，复转到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当工人。我和家人被分开了，孤身一人在那个古老的城市里学习生产技术。我背负着那个“出身”的十字架，努力适应着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
何梦道：艺术是我的生命和灵魂(3)
我希望自己能忘掉艺术，忘掉在新疆的一切，忘掉那一片辽阔的大地。那种粗笨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辛苦的，但每当我疲惫地回到宿舍，我常常会忍不住往西北望去，我一听见播放新疆歌曲，就止不住热泪长流。有时，我实在忍不住，就会把宿舍的门关上，独自起舞。新疆那块土地已使我学会永不消沉和颓丧。我要积极地活着，像维吾尔人那样用歌声战胜苦难，即使衣衫褴褛，赤着双脚，也要舞蹈。我当年就这样鼓励着自己，后来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
林彪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后，叶剑英元帅整顿部队。七三年恢复了已中断十多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新疆军区由于艺术人才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已排不出像样的节目。离汇演只有一个月时间了，节目还没有排出来，军区为此开了一个常委会，决定给总政治部打报告，不参加这届文艺汇演。但总政的批示是，新疆是“反帝反修”的前线，如果没有新疆参加，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处于“反帝反修”前线的新疆军区不参加全军汇演是个政治问题，所以不参加是不行的。军区的将军们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这时，赛福鼎看了军区的演员名单，问道，何梦道呢?
在西安当工人。
立即打电话调回!
接到让我火速回疆的调令，我悲喜jiāo加，欲哭无泪。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创作并担任领舞的《奶茶舞》立即轰动了舞坛，它的成功，代表民族舞蹈的复苏。随着我的声名远播，又招来了麻烦。有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一位首长看着节目单，一看我姓何，又是湖南人，顿时起了疑心，对身边的人说，这不会是何键的孙女吧?不知怎么搞的，这个消息一下传开了。一时间沸沸扬扬，都说我是何键的孙女。这可不得了，因为杨开慧就是何键杀害的，我爷爷杀了杨开慧，而我却在全国风光，这使当时正在把《奶茶舞》及其演出盛况拍成纪录片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犯难了——这个片子还拍不拍呢?不拍，可惜;拍吧，主角又是这种情况。
当时，文工团都已知道了这个传闻，就我自己还全身心投入纪录片的拍摄中，一无所知。也没人敢把这消息告诉我。
我丈夫刘玉喜憋不住了，找了个机会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吗?
小时候就叫爷爷，没留意他的名字。
那你赶快写信回去问问呀。
怎么了?
你就甭问了，快写信吧!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了?
我丈夫见我追问，只好告诉了那传闻，我的脸当即就吓白了，当即给家里去了信。
我焦急地等待着回信，弄得我两个多月抬不起头来。
回信来了，一看才知道爷爷叫何百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奶茶舞》让我走到了艺术生涯的顶峰，但年龄却使我不得不退出舞台，去担任编导。
1985年，我父亲的冤案被平反，华容县政协为父亲造墓立碑。至此，离别故乡已三十四年的我，第一次回到了华容县老家，第一次站在父亲的墓前，为父亲献上花圈，敬了个庄重的军礼。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1)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就是战胜邪恶的唯一手段
解放时，我正在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读书。我学的是英语和法语。我向往欧洲文明。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家教很严，我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好学的习惯。我的成绩很优秀，这也是我虽然历经五十年坷坎，在狱中待了二十三年后，至今仍能流利地说这两种语言的原因。
1949年是中国人命运大转折的一年，新中国诞生了。父亲不愿去台湾，他想让我们全家到法国去。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对新的国家没有认识，但他热爱中华民族，时常为中华民族的兴衰荣rǔ而牵肠挂肚。他去法国，也是为了在以后适当的时候能够回来。
我没有跟父亲去。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得留一个将来欢迎你的人。
父亲虽然很是舍不得，但还是放心地留下了我。他认为我仅仅是个学生，一个有知识的青年，没有在旧政权中谋过事，不会为谁承担什么责任。我留下后，就没有什么能动摇他回到祖国的决心了。
几乎自解放战争一开始，校园里的气氛就不宁静，显得十分浮躁。解放军进城时，我们都去欢迎。那是一些跟泥土和血汗一样朴实的军人，他们给我的感觉不是从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走来的，而是从一块丰收的田地中走回来的。这支军队没有其他军队获胜后的不可一世，飞扬跋扈，而是像从农田里劳作归来的农民一样热情谦和，小心谨慎，甚至有些害羞。从他们身上，我一下觉得放心了，觉得原先的担忧和惧怕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家人大可不必为了这种忧惧而远走异国他乡。
我当时想，在这个新的国家里，我会像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安宁，有田园诗一般的情调，有苦涩辛劳，有单纯而亲切的人际关系，充满着互助、关怀与和谐。可能也有农民似的纷争，但不会发展到互相倾轧和斗争——是的，那些军人多像我乡下的亲戚和朋友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