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后来加入解放军行列的原因。
刚解放时，我常常可以收到父亲辗转澳门或香港寄来的信。我也写信告诉了我对新政权的认识。我劝他尽快回来，不想他却害怕了。至于为什么，他在信中没有说，只在来信中流露出对我命运的担忧。
但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认为他的担忧是多余的，仅仅出于父亲对女儿的爱。
后来，与父亲的通信越来越困难，最后，我写的信都退了回来。到当兵时，我与家人的联系就完全中断了。
我当兵是为了过一种新的生活，新疆的遥远和神奇令我向往。在当时，这也是一种能走向远方的方式。
我没有觉得西去的路有多么荒凉，因为它充满了传奇色彩。我知道这条路上走过许多伟大的行者，比如张骞、班超、法显、宋云、玄奘、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他们那穿越文明的脚步声一直陪伴我。加之我的亲人在遥远的异国，所以我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我没有思乡的情绪，只想向前，向前，走到越来越远的地方。
我一直走到了疏勒。
我一下爱上了这个地方。帕米尔高峻的身影，开阔的绿洲，奇异的民俗，空气中尘土和居民身上散发的气息，白杨林、泥坯屋、面纱、艾德莱丝绸、骑士、驴车……这一切使我像是来到一个梦幻中的地方。
我先是到了二军的一个骑兵师，当时它驻在于阗，是为了进军西藏而组建的。我曾骑马跟随慰问团翻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到阿里慰问部队。不久又调到喀什。
回到喀什不久，一位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位旅参谋长。他当时二十九岁，是在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军人气和书生气兼而有之。在当时的师团gān部中，像他这种读过大学的并不多。他的gān练jīng明、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当时已听说过部队中女兵的婚姻问题，原来一直不信。后来知道了真相，还抗议他们包办婚姻。在一次舞会上，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真地对我作了解释，并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坚决拒绝分配给他的夫人。我当时对他的解释虽然不满意，但我知道他只能这么说。他也同时向我透露了他仍然单身。
那时部队经常组织舞会。他的舞跳得很好，每次他都是主动地、有礼貌地邀请我跳舞，不像有的领导，等着女兵去邀请他。我们常常一边跳舞，一边谈些曾经读过的书。在jiāo谈中，我知道他对西方的文学、哲学和历史都很了解。他也把当时能搜罗到的书借给我看。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在当时，他是我唯一能够jiāo谈的人。
我当时不知道，组织上在介绍我们第一次认识时，已把我“定”给了他。当时组织决定的，很快就可以结婚。而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却长达两年之久。他尊重我的选择，尊重我的内心，尊重我的情感，这在当时是很少的。我一直不明白，他在与我的相处中，是怎么做到不以一个首长的面孔出现的，我们一直是平等的两个人。我承认，我爱上了他。当时的很多女兵都是在没有任何爱的情况下结合的。我庆幸自己拥有爱情。
在大学时，就有一个追求我的男生，但我不爱他。我告诉他我即将在部队结婚的消息后，他曾割腕自杀。他因爱生恨，怀恨在心，最终陷害了我。1955年8月，在肃清反gemin运动中，他写信给部队说我父亲是中统特务，说我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gemin分子，自上大学开始，就加入了特务组织。我当时结婚才一年多，与爱人过着幸福的、充实的、带着理想色彩的生活，我们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的未来都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
我记得是8月27日的晚上，南疆的月亮很亮，天空很蓝。丈夫在伏案工作，我喂完刚三个月的女儿后正准备睡觉。有人打电话叫走了丈夫，他刚走，几个人冲了进来，说我被捕了，让我跟他们走。我大声申辩。孩子吓哭了，我想哄哄孩子，他们不让。他们抄走了我的日记、信件和部分书籍，粗鲁地、qiáng行地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押走了。
几乎没有任何审判，根据那位同学的诬告信和父亲给我的部分回信，我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被宣判为“历史反gemin”，要判处死刑。可能是丈夫做了工作，后来被判无期徒刑。在押往监狱之前，他们qiáng迫我与丈夫划清界限。为了我爱的人和我的孩子，我同意了。
我想见见孩子，他们没有同意。
即使到了塔克拉玛gān大漠中的监狱里，我还觉得自己是在做一场噩梦。但黑暗的牢房、冰冷的墙壁、牢固的铁窗，使我知道那是现实。
家人远在异国他乡，丈夫和孩子不能再相认，我身陷囹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切梦想转眼间破灭了。想到这里，我想以死伸冤。我咬破中指，用血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冤”字，然后一头撞到了墙上……
……但我……却没有……没有死成!我……我被他们……抢救……后,不再让我回……回单人牢房,而是放在一个大牢房中,让五个女犯轮流……监视……我……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2)
我身高一米六七，是公认的美人。我的命运似乎印证了“红颜薄命”那句古话。监管人员垂涎我的美色，千方百计想占我的便宜。
那次自杀未遂后，我就决定无论如何我都要活着——即使像牲畜一样，我也要活着。除非他们枪毙我，我决不自杀。我认为活着就是胜利，就是战胜邪恶的唯一手段。我要活到他们向我忏悔为止。我要用活着来证实人的良知曾被彻底泯灭过。
半年后，我又被安排到了单人牢房，能摆脱那群魔鬼样的女人，我暗自庆幸。我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方式，那就是默记英语和法语单词，有时还用法语和英语自己跟自己对话。
有一天半夜，一个狱头来到牢房，与我拉起了家常，显出让我受宠若惊的亲切样子，最后说，只要你好好表现，我可以给你减刑。
他以后就三天两头地来，一来就无话找话地聊上半天，磨蹭着不走。我已知道他是个人面shòu心的家伙，所以时时防备着。他说什么，我都以冷漠回敬。有一天，他终于扑向了我，无耻地说，只要我答应他一次，就为我减刑一个月。我给了他一个耳光，大叫着让他滚开。
他恼羞成怒，临走时恶狠狠地说，你不识抬举，我们就走着瞧吧!
过了几天，我被换到一个偏僻的单人牢房，我感到了这是不祥之兆，要回到原来的牢房中去。他们“哐”的一声关上了铁门。我见了，就威胁说，你们敢把我关在这里，我就自杀。
那个家伙说，你自杀吧，反gemin分子在这里连狗都不如，你死了，就当死了一条狗。
当天半夜，有三个人打开了牢房的门，他们进来后就对我劈头盖脸一阵毒打，把我打倒在地后，堵住我的嘴，把我按倒在地，(被禁止)了我。这样的事后来就经常发生。在那个狱头1968年调走时，我在监狱中先后生了三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