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只能说……我的灵……灵魂是高洁的!我后来还知道，由于肃清“反gemin分子”时打击面过宽，五七年曾进行过甄别平反，正是那个狱头说我是真正的反gemin，没有给我平反。
在那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就以这种卑鄙的方式qiángbào我。我……我认为我……我的(禁止)早已死亡……一切恶行……都只能占有或消灭我的(禁止)，却永远，永远，不能占有我的灵魂!
我说过，我不会死去。在他们把我当成一条狗，想让我像狗一样去死时，我要像人一样活着。我要等到昭雪的时候，我要等到邪恶受到惩罚。如果我死去，这一段罪恶就刚好被邪恶轻易地抹杀。作为人类可以唾弃的邪恶就会以为没有发生过。我愿意把我(禁止)所承载的罪恶向世人昭示，在良知面前，我才能控诉!
直到1978年，我的冤案才被平反。重新获得了自由，从监狱走出时，我的头发已全白了。1979年，我把三个(被禁止)犯送进了监狱。
我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把我的经历讲给我的儿子、孙子。我至少要让他们铭记，人不能沦为禽shòu。
作家戴厚英在一本书中说过这样的话——
上帝的jiāo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肖业群：从“社教”开始(1)
肖业群：从“社教”开始，我就一直是“黑样板”
我父亲原是国民党空军上尉，我的少年时光就是在迁徙中度过的。父亲的战斗机停在哪里，我也就到了哪里。先是桂林、贵阳，再是成都、长沙，最后到了上海。到达上海后，日本已经投降了。内战很快就全面爆发。到四八年，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已日薄西山，父亲将我和母亲送回长沙，说是让我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上学——我四岁开始启蒙，但因为父亲转战四方，所以直到新政权建立，我才上完高小。其实我父亲也有迫于当时的战争局势，要把亲属转移到国统区后方的考虑。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大势已去。1949年元月，我父亲回到宁乡，一脸忧郁，心事重重。他先到祠堂祭拜了祖先，再和亲属一一作别，像是要作一次远行。当他跪在祖母跟前时，他流下了热泪。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又要去打仗吗?我看着父亲，不解地问。
父亲猛吸了一口烟，说，是的，一场恶战，打完这次仗可能就不再打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方的老本已快输完了。
打完了仗，你就回来吧，可以安定下来了。
好的，打完了仗，我哪里也不去了。
可你打仗为什么还要把弟妹和妈妈带上?
你弟妹小，跟着我我放心，你妈是去照顾他们的，你要听奶奶的话，发奋学习。顿了顿，他含着眼泪，对我和姐姐说，你们生活虽然尚难自理，但已有自谋生路的能力，我先把你母亲和弟妹接走，过些日子再来接你们。
他把我和姐姐留给了祖母，当天晚上就悄悄地走了。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三十年之久。
而我的叔父，也即是与我一同入伍的堂妹肖哲明的父亲肖学太，则因轰动全国的“宁案”，早在30年代就家喻户晓。他同时也是宁乡人民革命史上与刘少奇、何叔衡、谢觉哉等一样具有影响的风云人物。然而，1952年，宁乡县将地下党员肖学太作为反动党团骨gān分子处死了，造成了一大冤案。直到80年代初才弄清了肖学太的身份和“宁案”的事实真相。这里有一份1983年10月15日出版的《党史通讯》，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我念给你听——
肖学太是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马日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度脱党。1929年重新加入我党，奉命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宁乡县党部书记长。1932年，叛徒梅仲登供出了肖学太与中共地下党员肖梅雨的关系，于是肖学太、肖梅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被解往长沙。湖南军阀何键要求将肖学太就地正法，由于国民党CC系与湖南军阀何键之间的矛盾，陈立夫则搬来蒋介石的手谕这张王牌，要湖南将肖学太全案人证先送汉口，后jiāo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审理。为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反对在湖南倒行逆施的何键集团，经地下党员张子珩和民主人士胡良瀚等联络发动，由贺耀组、叶开鑫等资助经费，近千旅京湘人在湖南会馆集会后，前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愿，并用传单揭露了何键残杀湖南人民和汪jīng卫包庇何键的罪行，声援了“宁案”被捕诸人。1933年9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终于宣布肖学太无罪释放。“宁案”发生后，上海《申报》和天津《大公报》都作过详细报道。参与发动南京请愿的张子珩是奉党中央之命打入国民党军事部门的地下党员。他同许多避难到南京的同志一道，利用业已演变激烈的国民党内部斗争，揭露了何键等反动军阀的罪行，扩大了政治影响，实际上把这场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变成了我党领导的揭露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我党在统一战线和地下斗争方面取得的成果之一。
我父母及弟妹身在海外，叔父肖学太又被镇压。我的家庭出身也由减租反霸时的中农，土地改革时的富农，在土改复查时“上升”到了地主。
这三重东西像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使我在“文革”结束前的漫长岁月中一直难以抬起头来。
特别是我来部队第二年，即听到了叔父肖学太被枪决的消息，我当时十分震惊。我和肖哲明内心不明白，为什么国民党要处决他时，南京的地下党组织了上千人通过各种渠道去营救;而革命成功了，他又被共产党枪决了。早知这样，他们当初何必花那么大的代价去营救，还不如让国民党镇压掉算了。
为此，肖哲明被下放八年。
我也受牵连。如果没有我的婚姻作保护，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从“社教”开始，就一直是“黑样板”。
我和肖哲明当兵时都在宁乡乡下。肖哲明的姐姐肖念慈当时已参军到了长沙的部队里。她写信给我俩让我们当兵，叫我们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走，就一定要走。
我告别了祖母和姐姐，与肖哲明一起，背着一个蓝布包就出发了。我俩年龄就相差几个月，当时都才十四岁;体重也只相差两公斤，我四十公斤，肖哲明三十八公斤，我俩怕体重不够，在衣服和裤子口袋里都装了石头和铁块。但由于装得太多，在体检时被发现了。大家都笑话我们。我是姐姐，胆子大一些，就说，我们是为了革命才这样做的。也因为我的这句话，征兵的人微笑着让我俩过了体检关。
我俩一起被分到了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我在师机关，肖哲明到了文工队，当时二十六师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以及部分起义的国民党军官有家属外，其余的全是光棍。
1952年2月，二十六师文工队与二十二兵团文工团合并，肖哲明到了兵团文工团，演奏曼陀铃和小提琴。从那以后，我们姐妹俩就分开了。肖哲明一心钻研艺术，到全疆各部队去演出，而我面对的却是婚姻问题。我们是五一年六月上旬到的呼图壁，学习了三个月，但当年只要年满十八岁的基本上都结婚了。我们几个年龄小的也害怕，怕我们这么小就要让结婚。婚虽没有让结，但谁跟谁大多数已指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