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chūn天——一个突如其来的灿烂chūn天。一时间，太阳成了夏日的骄阳; 嫩芽吐绿，万木返青，公园里鲜花盛开，鸟儿也放开了歌喉;街上洋溢着清 新的青草味。
① 共产党所说的“他们”是指左翼和资产阶级。
② 一个争取女权运动的团体，我是领导者之一，那天的会我不能不出席。
① 不过它又坚持了一段时间。
总的说来，像一年前那样，我们愉快地照常生活。我们经常去看望老朋 友，有时也去会一会和我们认识但不太熟的人。我们同蒂托·杰拉西一起吃 午饭，他从美国回来，用好长时间给我们讲述两个黑豹党头目克利弗和休伊 之间的争斗。尽管他对克利弗也怀有好感——认为他很聪明，较活跃——但 他更肯定了休伊的责任感。他希望萨特参加他的活动，但是萨特由于未掌握 足够的情况，拒绝参与任何行动。
我们也同托德一起吃过午饭，他经过长期的寻找，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 看来这对他是非常要紧的事。自从他离开了他的妻子——尼赞的女儿(我们 都很喜欢她)——我们就很少见到他。因为他一直在寻找父亲，萨特——他 的深厚的仁慈之心往往以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方式表现出来——把自己的一 本书题词献给托德：“为了我的反叛的儿子。”但事实上，萨特从来没有过 要一个儿子的念头。他在《七十岁自画像》一书中对孔达说：“我从来没有 想过要一个儿子，从来没有;在我同比我年轻的人的接触中，我没有寻找父 子关系的代用品①。”
我们和西尔薇、阿莱特一起，去圣保罗·德·文塞，我们每日的生活和 前一年大致相同。我们看书，在碧空如洗的好天气散步，听电台播放的法兰 西音乐节目。我们重游了卡涅的梅特画廊。萨特显得非常愉快。
回到巴黎后，萨特立即重新投入了他的积极活动。那时在巴黎地区有十 六万五千个空着的寓所。住在古特多尔区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北非移民 ——占用了小教堂大道的一所住宅楼。他们刚住进去两天，警察就包围了这 栋楼。占房者受到围攻退到顶楼。警察带着一个长梯打碎了楼房的每一个窗 户，迫使所有的占房者离开房子。男人们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妇女和 儿童被集中在一个收容中心。
“红色援助”由罗朗·卡斯特罗领导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抗议此事。
克洛德·莫里亚克、法耶和若贝尔到会，萨特也参加了。萨特总结了自德杰 拉利事件以来所进行的活动，说明了它们的政治意义。他揭露了被他定义为 敌人的力量，即这次行动所针对的现存秩序的力量。他指出，首先，这些被 占的寓所都是不适于居住的;这些人如果不是实在无家可归，是不会忍受这 种居住条件的。其次，驱逐这些不幸的占房者，这是种族歧视的严重表现： 例如德杰拉利一家，就找不到一间像样的房子。这也是上无片瓦的穷人不得 不栖息于肮脏茅棚的原因。买这被占住宅的公司为的是有一天去拆毁它，建 造一座能盈利的大楼，这种不人道的事情受到当地居民本能的反抗。我们再 一次进入阶级斗争的领域之中。我们面临的就是资本主义。他补充说：“你 们将会看到，警察把占房者赶走之后，他们将摧毁那些仍然可用的房子。” 萨特兴趣十分广泛，他关心着各种不同的事情，在他看来，这都是相互 联系的。4 月，他以一封信的形式，为海德堡病人协会成员写的关于jīng神病 的著作写了一个序。他祝贺他们实践了“作为反jīng神病学的唯一可能的彻底 化”，他的基本思想是：“病态是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因为马 克思主义意义上异化的真实表现正是在jīng神异化和对之进行打击的镇压之 中。
同往常一样，我们在空闲时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与朋友jiāo往。这个chūn天 ① 萨特并不希望托德做他的儿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托德，他们之间只有一个非常表面的关系，这与托德 在他的书中所暗示的正好相反。
我们曾同卡塞拉一家一起共进午餐①。他们对我们谈到，苏联知识分子的境况 比任何时候都槽。四年前，卡塞拉在《世界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查科夫斯 基新写的小说的文章，查科夫斯基是莫斯科最主要的文学周刊社的社长;卡 塞拉翻译了这部小说，但他后来说，这本小说不仅写得很糟而且充满了斯大 林主义的味道。因此在莫斯科人们就不再请他翻任何东西了。他为法国出版 商翻译阿·托尔斯泰的一部作品，以此来维持生活。苏联当局拒绝在他的妻 子露莎去法国的护照上签证，除非她声明自己不同意丈夫的观点。这是他们 长达四年之久未能来法国的原因。后来，她失去了职业，当时她仍在失业。 后来还是由于法国大使馆的努力，她才得到了护照。他们打算一年以后回巴 黎定居。索尔仁尼琴因他最近的一本书比任何时候都更担恶名，这书是在法 国出版而不是在苏联。
萨特的牙病又犯了。牙科医生对他说，10 月份将给他配一副假牙，这可 能影响他在公众场合讲话。萨特对此深感不安。如果他再不能在大型集会或 人数较多的场含讲话，那么，将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也抱怨自己丧失了记 忆，就一些小事说来也确是如此。但他并不感到对死亡的恐惧。博斯特的哥 哥皮埃尔当时病危，博斯特问萨特，他有时是不是害怕死亡。萨特答道，“有 时是的，每星期六下午，我要去看海狸和西尔薇对，我对自己说，要是出什 么意外就糟了。”他说的意外就是指病的发作。第二天我问他，“为什么是 星期六呢?”他回答说，前两次发作是在星期六;他倒没想到死，只是想到 被剥夺了那样美好的夜晚。
他同戈蒂索罗有一个谈话发表在一家在巴黎出版的西班牙文杂志《自 由》上。在这篇谈话中，他分析了 1972 年发生的政治问题，并回到他所关心 的话题——知识分子的作用。5 月，他为《人民事业报》写文章，论述知识 分子对人民正义的作用。
《人民事业报》受到很大挫折，甚至停刊。每天上午萨特都参加了会议，
同其他报纸负责人讨论拯救它的办法。他醒得很早，很容易疲劳。晚上，他 常常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就睡着了。一次，他只喝了一杯威士忌，说话时就 开始结结巴巴了，当他起身要去睡觉时，走起路来已是摇摇晃晃。第二天他 八点半钟自己起了chuáng，看来完全正常。我要坐飞机去格勒诺布尔为《选择》 刊物作一次演讲，我十分担心萨特;第二天返回巴黎时我就预感到要有坏消 息。果然，上午十一点半阿莱特打电话给我：星期四晚上，她也离开了巴黎， 那天晚上萨特一个人在她家看电视(他自己家里没有电视)。布依格在将近 午夜时到了阿莱特的住处，发现萨待躺在地上，他喝醉了。布依格花了半小 时才把他扶起来，然后陪他步行回去。萨特住得不远，但在路上跌倒了，鼻 子出了血。上午，萨特打电话给阿莱特，他的头脑看来还清醒。我两点钟去 看他。他擦伤了鼻子，嘴有点肿，但头脑是清醒的。经我再三坚持，他答应 星期一去看泽登曼。我们在“圆顶”饭馆吃午饭，趁着米歇尔同他一起喝咖 啡，我到了他的住所，打电话给泽登曼。他说，萨特不要等到星期一，应该 立即来。我又回到饭店。萨特不情愿地咕哝了一会，终于同米歇尔到医生那 儿去了。六点左右他回来了。他的反应能力是好的;除了他的血压——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