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商借给我们一台他说的那种仪器，但它对萨特完全没有用处。能看 到的字走得那样慢，萨特宁可听别人高声朗读，况且这样他也不可能去修订 或改正自己的文章。他没有感到失望，因为他对这事压根儿就没抱什么希望。 我们把仪器寄回去了。
萨特恢复了他同维克多和加维的谈话。他听他们谈，偶尔插入一些评论，
但总的来说他几乎没有参与进去。一个星期天上午，他在家里接待了《现代》 编委会讨论一篇社论，关于一个对他来说十分重要并经常在我们之间谈论的 问题：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的冲突，讨论中他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他对阿 莱特说，他觉得当时他大概睡着了。郎之曼和普隆感到吃惊。我给萨特朗读 时，他经常睡着，甚至读《解放报》，他最感兴趣的读物，也是如此，他并 不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他对一个老朋友克洛德·达依说：“我的眼睛不行了， 但就脑子说来，一切都还好。”
晚上我们同西尔薇在一起是很愉快的，有时他甚至开怀大笑，现在这在 他是很少有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同西尔薇和我们的朋友蕾娜——她从莫斯 科来，萨特为能再见到她而感到高兴——起吃午饭，他一言不发，毫无生气。 蕾娜很是伤心沮丧;我也十分疲乏。只有西尔薇努力地创造了一点点活跃的 气氛。幸亏后来我们同蕾娜共度又一个夜晚，比较轻松愉快。
10 月底，萨特的状况开始有了好转。他对我们的谈话感兴趣了。一天上 午，一位新房客搬到我楼上的房间，搬家的声音吵得要命，萨特对我说：“这 的确是我第一次高高兴兴地从你的住所离开!”
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卡布尔战争，这一回我们两人的看法完全一致。 他在同维克多和加维的一次谈话中说明了他的态度：“我不赞成以色列现在 的状况。但是我无法接受让它毁灭的思想。??我们应该奋斗，为这三百万 个人不被消灭或处于奴隶地位。??一个人在亲阿拉伯人时，不可能不同时 也是亲犹太人的，维克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亲犹太人时，也应该是亲阿 拉伯人的，我就是这样。这样一来，要采取的立场就很有意思了 10 月 26 日 他通过电话接受伊莱·本·盖尔的采访①。在卡布尔战争接近尾声时，萨特曾 这样声明：”我希望以色列人会认清，巴勒斯坦是阿拉伯战争的jīng神动力。”
① 发表在 10 月 26 日的《明镜》上;法文稿，发表在 11 月 5 日玛帕姆的《公报》上。《世界报》和《贝尔 纳·拉扎尔备忘录》上有节录。
他对我口授一个为《解放报》起草的声明，发表在 10 月 29 日的《解放报》 上，虽然这家报纸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这个战争只会阻碍中东朝社会主 义发展的演进过程，”他说。他分析了两大阵营的责任。11 月 7 日，萨特、 克拉韦尔和德比-布里德尔发表声明，正式提出无名指控窃听解放通讯社的电 话和拆阅它的信件。
因为萨特现在感到好一些，他更加难以忍受病情的折磨。他很讨厌一早 一晚的打针。“他们打算就这样一直打到我死吗?”他气恼地问我。我带他 去看糖尿病医生，医生的诊断是，他有轻微的糖尿病;医生开了一些药并要 求他节制饮食，不服糖。他禁止萨特晚上饮用水果汁。B 医生认为萨特的状 况有所改善，减去了一些药。离开时，萨特不满地说：“他对我不感兴趣了!” 这倒是真的;虽然 B 为萨特认真地治疗，但他对萨特是一个作家这一点不感 兴趣——他竟建议过萨特去写诗。
以后一些天，他同阿莱特、我、西尔薇和蕾娜在一起，不再神思恍惚， 开始活跃起来。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去剧院了，一个晚上，我们同米歇尔·维 恩一起，去穆费塔尔街一家小剧院看了一出根据泰韦尼事件编写的非常好的 戏剧《我相信我的国家的正义》①，萨特为它热烈鼓掌。第二天，《现代》会 议在他的住处举行，他注意听取了普隆执笔的关于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社 论。他参加讨论，对它进行评说。晚上，博斯特来这儿，萨特的jīng神仍然很 好。
但在第二天，他同《解放报》社长朱利讨论一个越南裔学生被她的同学 ——一个黑人移民——qiángjian的事件，使他很疲劳。我五点钟来看他，扶他去 睡觉。第二天下午，我应他的要求读《包法利夫人》一章中的两种版本，他 听着便又睡着了。晚上，西尔薇和我们在一起，萨特是完全醒过来了;我们 给了西尔薇一件很好的毛皮大衣，萨特感到很高兴。西尔薇准备了冷香茶代 替被医生禁用的水果汁，萨特非常喜欢。第二天上午，他又见到他的青年朋 友希腊姑娘，他很高兴;她要在巴黎住一段时间，在巴黎大学听哲学课。但 在下午他又沉沉睡去。
第二天上午，他和朱利准备重新整理一下他们关于qiángjian事件的谈话。九 点半我去一家咖啡店，萨特同莉莲通常在那儿一起吃早饭。她在那里，朱利 也在，但萨特不在那儿。我看了一下朱利带来的文章，稿子没头没尾，萨特 还没有露面。十点，莉莲打电话给他;他刚刚醒。他终于来了，喝了一杯咖 啡，吃了一点东西，我带他回我家。我们用了两个半小时，整理出一篇像样 的文章，它发表在 11 月 15 日的《解放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思考了这 个越南姑娘被qiángjian所包含的道德意义和政治意义。我给他读了奥雷斯特·普 沙里的一篇文章，是关于萨特美学思想的，萨特对它颇感兴趣①。后来我们玩 跳棋，但他看不清楚，只有作罢。那段日子，最使我难受的事情是，他相信 ——他希望去相信——三个月内他的眼睛就可以复原。 新住房准备就绪，连电话也已经装好。迁入新居使他高兴。从这时起，
我每星期在这儿呆五个晚上，睡在他隔壁的卧室里。另外两个晚上阿莱特过 来。
① 一个名叫泰韦尼的年轻囚犯死后断定是自杀，但十分明显的是，他的“自杀”是预先被人安排好了的。
他的亲属想弄清他死亡的真相，但没能成功。
① 奥雷斯特·普沙里是里斯向我介绍的一位美国朋友。当时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研究萨特的专家。
萨特在下午仍然酣然入睡;甚至夜里已经睡够了，早上我读东西给他听 时，他也时常渐渐入睡。他确实变得对许多事情都漠不关心起来。一天早上， 他起chuáng后，我为他擦去衬衣上的一点口水。他说：“噢，是我流出来的。两 星期来我一直在流口水。”我没有提及这事，怕他为之羞恼，但他并没有把 这当回事。使他有些不快的是他的昏睡状态：“像我这样睡真有点可笑。” 他伤心地对我说：“我没有任何进展。”一个星期六晚上，他、西尔薇和我 被邀请去吉泽尔·阿里米家吃古斯古斯;他没说一个字。我们同蕾娜在一家 饭馆吃午饭时他也几乎不说话。
我决定去请拉普雷斯勒教授安排一个约会：库尔诺医生特别向我推荐了 他。11 月 23 日我们去比塞特看他。他检查之后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萨特的 脉管的以往状况是很不好的，而他观察到的后果却是良好的。据他说，从脑 电图上看，没有致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