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译成己近十年，它的命运也颇为坎坷。本来这部书是应一个大型丛 书编委会的约请而译的，由国内一家大出版社出版;译稿已由责任编委审阅 通过，但由于种种原因对方未能如约出版。个中的曲曲折折就不多说了。总 之，这事就搁了下来。以后由于涉及国外版权，该书的出版更为困难。但我 还是在作各种努力，希望能让它问世。
就在我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却同时得到几家出版社愿意出版本书的信 息。这对我来说，真是大喜过望。我不由得再次联想到萨特的思想：人的活 动既是偶然性又是对偶然性的超越。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领导和本书责任编 辑李鸿女士对本书的高度重视和出书的决心尤其使我感动，在他们身上体现 出一种大出版家的眼光和魄力。知音难觅。于是我决定把书稿jiāo给百花洲文 艺出版社出版。这样，也算是了却了多年的一件心事。适逢今年是西蒙 娜·德·波伏瓦逝世十周年，本书的出版正好赶上对她和萨特的纪念，这不 能不说是一件使人倍感欣慰的事情。
huáng忠晶
1996 年 1 月于武昌东湖
萨特传
向萨特告别
●永别的仪式
这是我的第一本——无疑也是最后一本——在付印前没有让你读到的 书。它整个都是献给你的，但你却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
年轻时我们有过激烈的辩论，辩赢了的人总是说：“你在自己的小盒子 中!”你在自己的小盒子中;你再不会走出来了，而我也不会在那里与你重 逢。即使我将来挨着你葬在那里，你的骨灰和我的骨灰之间也不能够jiāo流。 我说到你，这只是一种假托，一种修辞学的方法。没有这样一个“你” 听我说话。我不是在对“你”说。实际上我是在对萨特的朋友们说话，他们 愿意多了解一点萨特最后那些年的情况。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述当时的 情景，我也谈一点自己，因为作为当事人，也就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 是我尽可能少谈自己。这是因为，首先，这不是本书所要谈的。其次，“这 些事是不可言传的;不可能借助文字描述;也不可能在一个人的心中成形。 它们只能去体验，仅此而已。”——正如许多朋友们问到我该怎样淡这些事 时，我所回答过的那样。 这个回忆录主要是根据我在这十年所记的日记和我搜集的许多材料写 成的。对于所有那些以其所写所说帮助我记述萨特最后的日子的人，我谨致 以谢意。
1970 年
纵观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 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 他努力去“脱胎换骨”。他卷入 1968 年的政治动dàng，这一动dàng深深影响着他， 使他思索知识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过去关于它的概念。
萨特常常谈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在 1968 年政治动dàng之前，萨特认为， 知识分子是“实践知识的技术员”，他们为知识的普遍性和产生自己的统治 阶级的独占性之间的矛盾所折磨——知识分子是黑格尔所谓的痛苦意识的化 身，而正是为满足对这种痛苦意识的意识，他们认为自己因而可以站到无产 阶级一边。现在萨特认为应该超越这一阶段。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立，萨特 提出新知识分子的概念：要自我否定，试图找到一种新的大众化的形象。新 的知识分子把自己融入民众中，以期使真正的普遍性取得胜利。
萨特甚至在能够清楚地阐述这一点之前，就试着去追随这一行动路线。
1968 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的公 报——的编辑工作，萨特同盖斯玛见过几次面，1969 年初，盖斯玛有一个想 法：出版一份人民群众可以说话的报纸;最好是当斗争使人民站起来的时候， 让他们向群众讲话，把大家争取到斗争之中来。萨特对此深感兴趣。开始搞 了一段时间后，计划便终止了。后来盖斯玛参加“无产阶级左派”，他和毛 主义者出版《人民事业报》，这事算是gān成了。这份报 纸没有老板，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左翼积极分子拿到大街上去卖。
它的目的是介绍 1970 年以来法国工人阶级坚持的这场斗争。该报对知识分子 往往是敌视的，它在谈到罗朗·卡斯特罗的审判时，采取了与萨特本人相对 立的态度①。
因为《人民事业报》发表了一些激烈抨击政府的文章，它的两名主编勒 唐戴克和勒布利斯被捕。盖斯玛和另一些左翼组织分子建议萨特去接任主 编，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想，自己名字的分量可能对毛主义者有些用场。 后来他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讲中说到，“我毫不在乎地用我有名气这个事实 来决定事情的结局。”毛主义者通过这事看到，他们应该修正自己关于知识 分子的看法和策略。
我曾叙述过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审判的情况。5 月 27 日， 该案开庭，
萨特被传作证。当天，政府宣布解散“无产阶级左派”。 在此前不久，在互助大厅曾有过一次集会。盖斯玛在会上号召公民 5 月 27 日上街游行反对审判，他只讲了八分钟，并多次被打断。 萨特主编的《人民事业报》第一期在 1970 年 5 月 1 日出版。 当局没有抓他，但内务部长命令在印刷厂没收每一份报纸。幸运的是，
在当局派人截获前，印刷工人已经印好了大部分报纸并把它们发出去了。当 ① 罗朗·卡斯特罗，是“革命万岁”战斗组织的成员，他同克洛威尔、热内等人一起，占领了 C.N.P.F.(法 国雇主组织)的办公室以抗议五名外来移民工人因瓦斯窒息而死。C.R.S.(一个特别的警察部门，负责处理 骚乱事件)对待他们十分粗bào，逮捕了他们，后来把他们释放，但留下卡斯特罗没放。因为当时卡斯特罗 越出警察的警戒线夺路而跑。警察把他抓住并且控告他攻击他们。他被判罪。审判官不可能在政治的基础 上——也就是在唯一能讲点道理的基础上——来对待这一审判。萨特作了有利于卡斯特罗的证词，但《人 民事业报》对萨特的证词作了怀有恶意的评论。
局又派人追踪卖报的人，把他们带到一个特别法庭，控告他们重新建立已被 取缔的组织。但是萨特、我和几个朋友在巴黎市中心卖这报纸时没有受到严 重阻扰。直到有一天， 当局厌倦了这场无意义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才 得以在报亭出售。由米歇尔·勒里斯和我领头，成立了一个“人民事业报之 友”协会。成立这样的团体要向官方申报，然后拿到一个官方认可的文件。 开始我们遭到拒绝，我们不得不向行政法庭上诉，最后还是搞成了。
1970 年 6 月，萨特协助一些人成立“红色援助”，一个为反对镇压而斗 争的组织。它的全国指导委员会，在一个主要是由萨特写的宣言中，说明了 它的宗旨：
“红色援助是一个民主的、合法公开的和独立的社团，它的根本目的是 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物质和道义 上的援助，这种援助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