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如果不组织起来、不团结一致，他们的正义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证 的。红色援助产生于人民，并帮助他们去进行斗争。”这个组织包括主要的 左翼团体“基督教的见证”和一些颇有名气的人。它的主要目标是对抗在“无 产阶级左派”组织被解散后由马塞兰发动的逮捕làngcháo。一大批左翼活动分子 被关押。这个组织要做的是，搜集有关这些人情况的信息，决定采取什么行 动去援助他们。“红色援助”有几千人，主要的委员会设立在巴黎和各个省。 里昂委员会是地方委员会中最活跃的一个。在巴黎，这个组织特别关注外籍 移民的困难。一般说来，这些委员会在政治上是折衷的，但其中毛主义者最 为活跃，这些委员会在不同程度上由他们控制。
萨特作为一个左翼积极分子努力完成他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仍然用大 部分时间来搞他的文学创作。他正在结束他的《福楼拜》巨著第三卷。1954 年，罗歇·加罗蒂对他说，“咱俩都研究同一个人物，但我是用马克思主义 的方法去研究，而你是按照存在主义的方法去研究。”萨特选择了福楼拜。 他在《什么是文学》中大略地谈到过福楼拜。但他读了福楼拜的通信集后， 他对福楼拜完全折服了。他发现，福楼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他给予想象超 出一切的地位。关于福楼拜，萨特到 1955 年已写了满满十来本笔记和一千页 的稿子，但都搁在一边。这时他又回过头去工作，在 1968 年到 1970 年问， 他重写了这部书，给它定名为《家庭的白痴》，书一气呵成，热情奔放。“它 既表明了一种方法，同时又显示了一个人。”
萨特多次说明写这部书的目的。在 1971 年 5 月与孔达和里巴尔卡谈话 时，他说他不是把这书当作一部科学著作来写，他在书中运用的不是想法， 而是概念。一种概念有着一个包含时间因素的思想——例如，关于被动性的 概念。萨特对福楼拜采取了一种移情的态度。“我的目的是要证实，一个人 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和占有必要的文献，他就完全能够去了解任何人。”他 又说：“当我指出福楼拜是怎样不认识自己而同时他又是怎样非常好地理解 自己时，我是想说明要通过生活去体验，即生命在理解自身中生存，无需任 何知识，无需任何表述确定的显明意识。”
萨特的毛主义者朋友多少有点反对他gān这种事情。他们更希望他去写一 些左翼活动分子的专题论文或写一部为人民构思的长篇小说。但在这事情 上，不论是来自哪一方的压力，萨特都毫不让步。他理解他的同志的观点， 但并不同意。关于《家庭的白痴》，他说道：“从内容上看，我写这书似乎 是在逃避现实。但从我写这书运用的方法看，我觉得自己是同现实直接联系 在一起的。“ 后来萨特在布鲁塞尔的一个演讲中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十七年来我 迷恋着一部关于福楼拜的著作;这本书工人们可能不感兴趣，因为它的文风 复杂，确实有一股资产阶级的味道。我执着于它，也就是说：我也常常想着 做这事情。??在写福楼拜的事情上，可以说我成了资产阶级的一个不肖之 子。”
萨特有一个深刻的思想：不管历史的特定时刻和社会、政治的环境怎么 样，最根本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而他关于福楼拜的研究对达到这个根本点 可能是有用的。
我们在罗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1970 年 9 月回到巴黎。萨特十分满 意他介入的各种社会活动。他住在拉斯帕伊大道的一栋楼房里，这楼房与蒙 巴拉斯公墓相对，紧挨着我的住所。他的房间在十楼，小而简朴。他喜欢这 地方。他每天的生活也较有规律。他经常定时地去看望有着长期友谊的女朋 友——万达·克、米歇尔·维恩和他的养女阿莱特·艾卡姆。他每星期有两 个晚上在阿莱特家度过。其余的夜晚，他和我一起过。我们说着话，听音乐。 我有一个很大的音乐磁带柜，每个月都要增添一些新内容。萨特对维也纳流 派非常欣赏，特别是对贝格和韦贝恩;他对一些现代作曲家——施托克豪森、 泽纳克斯、伯欧、彭德雷克等许多人——也深感兴趣。同时他总是乐于回过 来欣赏那些最优秀的古典名曲。他喜爱蒙特维蒂、格苏尔达、莫扎特的作品 ——首先是 Cosifantatte——还有威尔迪的。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吃着 煮jī蛋或一片火腿，喝一点苏格兰威士忌。我的寓所被房地产代理人称作是 “一间带凉廊的艺术家工作室”。房间很大，天花板也很高，房里有一个楼 梯通到卧室，这卧室通过阳台与洗澡问相连。萨特在楼上卧室睡，早晨下来 和我一起喝茶，有时他的朋友莉莲·西格尔会邀他到她住处附近的一个小店 喝咖啡。晚上，萨特常在我的住所同博斯特见面。他也常在这里见到郎之曼。 萨特同他们有许多联系，在以色利——巴勒斯坦问题上他跟他们有着一定的 分歧。萨特特别喜欢周末的晚上，西尔薇①同我们在一起;星期天我们三人一 起去“圆顶”饭馆吃午饭。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也一起去看其他的一些朋友。 下午我常在萨特的住处工作，我等待着《人到老年》的出版，构思着我 的回忆录的最后一卷。萨特在校订和修改他的《家庭的白痴》中对于福楼拜 的描述。这是一个极好的秋天。天空蔚蓝，大地金huáng。70 年代的第一年，给 人一个好兆头①。
9 月，萨特参加了“红色援助”组织的一个大型集会，谴责约旦国王哈 森对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杀，六千人参加了大会，让·热内也参加了，萨特有 很长时间没见到他。热内同黑豹党人有联系，他在《新观察家》上发表了一 篇关于他们的文章。热内打算去约旦，他想一个人在巴勒斯坦营地呆一段时 间。
很久以来，萨特的健康状况已不再让我担心，虽然他一天抽两盒富翁牌 烟，他的动脉炎没有恶化。到 9 月底，很突然地，出现了使我惊怕的情况。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同西尔薇在多来尼克饭馆吃饭，萨特喝了不少伏 特加。回到我的住地，他就开始打瞌睡，然后一下就睡着了，连香烟都掉在 ① 西尔薇的友谊在我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① 我们保留了学校那些年形成的“卜算”的习惯。
了地上。我们扶着他到卧室上了chuáng。第二天早上，他看来好像完全恢复了， 他回到自己的公寓。两点钟我和西尔薇接他吃午饭，他每走一步都碰着房间 的东西。我们离开“圆顶”饭馆时，他开始摇晃起来，其实他喝得非常少， 我们用出租车把他送到住在德拉贡街的万达家，下车时他几乎要倒下去。
在这以前他发作过头晕病。1968 年我们在罗马，他在特拉斯特维尔的圣 玛利亚广场走下汽车，他的身体就摇晃起来，我和西尔薇赶忙去扶他。对这 件事我并未十分留意，只是略感吃惊，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喝!从来没有像这 几个意外事件使我产生如此qiáng烈的反应，我感到它们的严重性。我在日记中 写道：这个小房间是那样令人愉快，因我的归来而变化着它的色彩。看着房 内这漂亮的天鹅绒地毯，心中浮上一层悲哀。生命还要继续下去的：一切都 还顺利时它带给人幸福和快乐的时光，但威胁已悬在半空——生命中充满着 各种意想不到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