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谁都可以进入的图书馆，在我们采访时，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在这里温暖地吃早餐，并看看报纸，你会觉得很协调。由于金融危机，很多人失业，怕家人知道，装作去上班，但离开家门就直奔这图书馆。难怪不管1929年的那一次还是这一次危机，都导致图书馆人流急剧上升。在这里，失业的人们还可以用免费的电脑查阅各种招聘信息，为自己寻找工作。
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看书看报查资料的地方，还承担着美国社区文化与公共事业发展的任务。在我们采访的那一天，图书馆里就有一个免费的英语班正在授课，上课的学生，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这样的课每天都有，永远免费，而且是地道的美语老师。
除去这些，周围社区的歌唱比赛、游艺活动都可以在这里举办。在美国，每一万人就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是中国人均拥有量的四十六倍，更关键的不仅是数字上的差别，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儿童放学后可以在这里安全地游戏，老年人在这里排遣寂寞，成年人在这里自我完善，外来人在这里上了到美国的第一课，而且绝无障碍，一视同仁。
我专门问了一下：“我可以借书吗?”得到的回答是：“只要有宾馆的房卡就可以。”
这让我这个外国人颇为感动。而图书馆的运营经费，百分之八十由政府承担，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由各界捐助，像钢铁大王卡内基就捐资建起了一千六百多座公共图书馆，对此他说过：只帮助那些自救的人们。
结束采访，走出图书馆，看着那“自由穿行”的字眼，心中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在涌动。那一天的波士顿气温很低，或许，无家可归者，正在图书馆内舒服地打着盹呢!
国家扮演父母
我有一个正上学的孩子，自打孩子上学起，接送孩子就成为我们夫妻俩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当然，妻子是辛苦的主力，由于我们家住得离学校较远，因此早上怕堵车要早早出门，下午放学，又要提早去守候。日复一日，我们，和绝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很多的生命时光，就这样消耗在接送孩子的道路上。
然而，在美国，这项工作是由国家来完成的。大多数美国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途中时光都是在接送他们的huáng色校车上度过的。
早上，huáng色校车来到他们的家门口，接走;下午放学，校车把他们送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为此，在每个学生身上，政府每年要投入五百美元，而特殊的残障孩子，则要投入两千美元。
那天，我们在一个叫梦露的安静小镇采访，两个美国母亲领着自己的孩子站在离家门口二十多米的公路边上，几分钟后，huáng色校车来了，孩子上车与妈妈再见，之后，一个母亲进屋，另一个，牵着狗散步去了。望着她们悠闲的背影，我突然明白，与中国的母亲相比，美国的母亲一天有二十六个小时，多出的两个小时，是不用接送孩子省下的。
仅节省时间还不够，美国的校车对安全要求极高。最先进的安全设置都会在校车上率先使用，因此出事率很低。即使出了事，伤亡率也低。2007年，明尼苏达州一座桥梁突然坍塌，当时正处于jiāo通高峰期，六十多辆汽车掉进了水中，多人死亡多人重伤，其中有一辆校车，却只有几个孩子受了一点儿轻伤，其他人毫发无损。
这里要说一段小插曲。有一天，我们摄制组的大车刹车晚了，追尾撞上了前面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下了车，骂了两句，一看自己的车什么事都没有，开车离去，而我们这辆大车，前脸撞得不轻，开起来吱吱地响，只好找汽车修理厂去修。原来在美国，所有的公共jiāo通工具，都在安全上执行着最高标准，难怪我们撞不过出租车。由此我更明白：为什么校车是那么的安全。
而在美国，从法律到全社会也都给予huáng色校车最大的特权。
每当校车到达目的地或在途中停车，一个写有STOP字样的牌子伸出，道路两侧的所有车辆都要在前后二十五米处停下，如有违反者算严重违章，定当重罚。
在校车制度实行的近一百年里，共接送美国孩子近五亿，成为美国义务教育的标志。
采访临近结束，我们站在一个高处，下面不远就是一所中学，这个时候离下午放学还有几十分钟时间，几十辆huáng色校车已经陆续到达，在校门口安静等候，再隔一会儿，它们将把一个又一个美国孩子送到各自家里，开始每一个家庭温馨的晚间时光。
面对这样一个场景，我似乎有一肚子话要说，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这校车，不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跨越着世纪地接送着孩子，陪着他们成长，而且，还运送着温暖与责任。
后来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你希望《岩松看美国》这个系列节目拥有一个怎样的收视率?”我的回答是：“如果有一天，在中国的一个又一个乡村，开出一辆又一辆huáng色的校车，那是我们最高收视率所在。”
一个平常的演讲及并不平常的反响
去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是一段与节目没太大关系的小插曲，没想到，却成为“看美国”过程中一个迅速被放大的事件。如果统计其影响力，可能会超过《岩松看美国》中的很多节目，这一点，让我大感意外。
这是耶鲁大学校园里张贴的海报，上面印着我的大头像和演讲主题：美国梦，中国梦。
邀请并不复杂，一个曾经在《东方时空》工作过的同事，后来赴耶鲁留学，听说我要去美国，校方很感兴趣，让她问我是否可以在耶鲁给学生做一场演讲。我没觉得是一件怎么复杂的事情，如果时间和行程方便，就去，如同在国内为大学生服务一样。
讲什么主题，偶尔会想，直到有一天，“中国梦”这三个字跳进脑海，我知道我找到了关键词。接着回头一想，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从出生到十岁，从二十岁到三十四十，每一个十年的点，都能找到中美之间的纠结之处，并有一种历史进程在其中。行了，就这样，既然人们总提美国梦，那我就去美国讲讲中国梦，而结构与方式用我四十年人生中的每一个十年作为支撑，把自己放进去，讲人讲故事，人们容易听进去，不那么累。
当然，在这样的选择背后，我自然也会有自己的思考。我一直觉得，长期以来，我们很多的对外宣传与沟通是失败的。或许，正是“宣传”二字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概念、口号满天飞，自说自话，别人听着一头雾水又或者心生反感，我们似乎只为完成自己的宣传任务，而不去想是否有效果，别人是否愿意听或听得进去。
其实，回到人性回到心灵回到符合规律的沟通，是我们必须完成的转变。这一点需要我们自己松弛下来，更多寻找与别人共同的地方，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认为所谓“讲演”，只是去和美国的大学生们聊天，讲一讲我的真实想法，没必要像写论文一样去周吴郑王地一本正经。也因此，在有了主题和讲述方式之后，我连稿子都没有准备，一切顺其自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