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人们发明了一个称谓叫“80后”，用来概括这十年里出生的人群。可我有时认为：或许成长并受教育于八十年代的我们，才更有资格被称为“80后”，因为那的确是我们有确切感知的十年。
知识分子在回忆中美化八十年代，无非是评价并认定那是一个jīng神追求更被放大的年代，理想的旗帜随风飘扬。但这种优点的背后，却有两个特点容易被人忽略。第一，jīng神的追求被提倡，实在是因为过去荒唐年代里，一言堂当道，普通人的jīng神被压抑得太久，一片空白，进入八十年代，各种思cháo奔涌而入，饥饿的人们因饥饿而觉得什么都好吃罢了;第二，jīng神的富足是相对的，但物质的贫乏却是绝对的。八十年代，也许已经有许多慢慢富足起来的“万元户”们，可整体中国，依然在物质层面挺不起腰杆，很多年轻人靠追求jīng神而转移一下对物质匮乏的注意力，也就在所难免。当然，年轻的知识分子会视物质欠缺为一种美好的挑战，只要有jīng神收成，再苦也是温暖的回忆。可不该忘了的是：对于八十年代的绝大多数中国母亲来说，如果她们也拥有回忆的权利，怕是不会像文人一样，为八十年代罩上太多玫瑰色吧，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痛，是母亲们最刻骨铭心的。
我小学毕业时的合影，距今三十多年前的1979年8月，它意味着，距离“八”字头的年代仅剩下几个月的时间。我那个时候，属于全班最矮的人之一，前排左起第三位。它也告诉我：在即将进入八十年代的时候，自己是怎样一个体态。
八十年代已经跑远了，然而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轻易过去，一个长长的影子，注定会贯穿在后面的时代里，你只要细心就可以找到。下面是一些与我自己有关的琐碎记忆，都停留在八十年代，并且依然会以偏概全，只有局部没有全局，这些文字，只当是一个补充，或让真正的“80后”“90后”们一笑而过的背影罢了。
猴票与挂面
我的八十年代记忆的开始，总是固执地与那一张现在价值连城的邮票——猴票联系在一起。这似乎从另一个层面证明，八十年代，不仅在记忆中可以升值，现实中，也是物质欲望可以升值的开始。
1980年，中国出了生肖邮票，第一张是huáng永玉设计的猴。由于我自己属猴，头一年已经考到北京上大学的哥哥，在寒假回家探亲时，为我带了几张。其实他平常写信回家时，也贴着猴票，那个时候，正集邮的我，很仔细地将信封上的猴票处理好，收藏一张，而其余的，很平常地送给其他的邮友。在寒假回家的哥哥口袋里，真正让全家人兴奋和开心的礼物，并不是猴票，而是四五斤挂面。在当时的边疆小城，这挂面很难买到，大过年的，挂面是否取代了饺子成为心头最爱，已经记不清，但记得住的是：北京这大城市，原来有这么好的东西。
很多年之后，被轻易送人的猴票身价飞涨，而珍贵的挂面却已到处都是。
邓丽君与敌台
初中的时候，开始有人从广东等地带回小砖头一样的录音机，顺便还有邓丽君刘文正们的盗版磁带。某一个午后，聚到拥有此类物品的同学家里听邓丽君，这在当时是违禁的事情，因为邓丽君是国民党歌手，绝对的反面形象。然而耳朵可不顾这些，背叛了内心的紧张，只觉得邓丽君真是天籁之音。
不过在那个下午之后，美味成了思念，并不是家家都有录音机，货真价实的邓丽君磁带更是难以获得。恋上了就要找渠道，同学们都学会了在收音机的短波中，去悄悄地搜寻“敌台”，只为寻找邓丽君、刘文正。一旦找到，在那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楚的信号里，少年的心开始飞翔。而在当时，对此，我们并不太害怕，因为时常发现，家里的大人犯的错误更大，他们居然悄悄地听“敌台”了解新闻，而其中的很多都似乎是“反动”的话题。
也正是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代里，“美国之音”、苏联的对华广播及台湾的广播真的成为很多中国人私底下很熟悉的频率。我猜想：八十年代，也该是“美国之音”之类的广播，中文播出最huáng金的时代吧。
吃水不忘挖井人
八十年代初，我家一直住在一列平房的最东头，一室一厅三十余平米，没厕所，厨房在厅中。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哥儿俩，哥哥1979年去北京上了大学，剩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十一二岁的我，就已经算是家里的男子汉了。
东北冬天冷，当时没有暖气，需要家里自己烧火，母亲没下班，我就裹着军大衣，等母亲回家。一般情况下，这时家里的温度在5℃以下，墙角处，常常见霜或冰，然而，并不以此为苦。
只有生活用水是个大问题，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全靠打井，可不幸的是，我们家那块地方，打井打出的水不能喝。好在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关系近，我可以到二百米之外的一个朋友家挑水。夏天好办，冬天最苦，我要先在家中烧一壶水带着过去，浇到他家井里，化了上面的冰，然后压水，一桶一桶，用扁担挑回家，倒入大缸之中，一星期两次，从不敢间断。打水的时候，往往自己唱歌为乐，而时隔多年，看着自己十二岁儿子的身板，即便比当初的我健壮许多，依然不敢相信，自己在这年纪挑过那么多年水。
电视与chūn节晚会
第一次看到电视机，是八十年代初与朋友去他父亲的单位，一层层的锁打开，电视机在柜子的最深处，其实不过是十四寸黑白电视，可当时惊为大电视，估计是和常看的小人书比，虽然都是黑白的，不过电视就大多了。
那一天，看的是《节振国》，一部老电影，没怎么看懂，却看得津津有味，再也难忘。
第一次看chūn节联欢晚会，是到邻居家蹭的，不过那时习以为常。邻居很时尚，黑白电视机上罩了个放大膜，电视画面因此显得更大，没人追究变形问题。
这是八十年代快结束时，我在家中的留影。像任何家庭一样，电视机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并被严格地保护;只是没想到，多年以后，自己成了电视中的人。不过世界变化快，电视已经快速贬值。
那一届chūn节晚会，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和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印象中，此后半年，我在挑水时，唱的都是《我的中国心》，只是当时一直好奇：洋装是种什么样的装?香港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而香港人又怎么能来到内地?当时更无法想到的是：多年之后，我居然也滥竽充数地主持了两届chūn节晚会。不过，这个舞台上，我注定应当是过客，因为我并不能为它添彩。
白岩松，回家吃饭
八十年代上学，功课不如现在紧，记忆里大多数时候都在游戏。幸运的是，我家住宿条件一般，周围环境却十分优越。前后各有一块超过一百平米的大菜园，更前方，是一个宽阔的大广场，那是少年的天堂。
chūn天时，要跟舅舅和姥姥一起，在菜园子里翻地种菜，从夏天开始，自家地里的豆角、huáng瓜、辣椒、茄子够一家人吃的，并且，绝无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