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是一个很崇尚装酷与摆严肃姿态的时代，天天嬉皮笑脸会显得很没水平，于是，我回头看自己那时候的照片，装严肃的居多。而任何事，装的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习惯，所以，好像到现在也不喜欢笑。看样，这属于一个时代的“后遗症”。
赌资是饭票，几分钱为底，谁如果一天输了一张满值四元的菜票，那算是点儿背到家，一般会拿着空饭盆，跟在赢家后面蹭饭吃。
除去麻将，也喝酒，但口袋里缺钱，这习惯养不成，只能极偶然而为之。不过还是有本宿舍一老兄与其他宿舍一老兄，打赌，一起分了一瓶酒jīng，喝下去，对坐在chuáng上，看谁先倒，最后双双不省人事!我们事后查证：酒jīng都是医用的。
还有，就是抬杠侃大山，只要凑够三个人，辩论会就开始，国际国内大事，尼采萨特叔本华，你只要敢开头，我就敢跟上。那个时代，之所以哲学家们的书热销，估计和大家都需要谈资有关，没点儿知识储备，话题参加不进去，女朋友都不好找。
大把大把无聊的日子，被大把大把的创意给填满，到最后临毕业时，懒得动脑子的人们，竟然开始玩飞行棋和跳棋，用扔骰子充填时光的流逝。多年过后，这一切竟成了回忆中，很美的一种青chūn风景。
各种名人的讲座
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讲座是重要的课。
有名人要来，校园往往提早贴出海报，大家早早去用书本占座，晚上好与之唇枪舌剑。没人因为是名人，就放他一马，反而变本加厉，都琢磨着提更刺激的问题和名人过招，事后也很少有人去找名人签名合影(当然，也是因为没有相机)，但是如果真讲得好，回到宿舍，相关话题一定以卧谈会的形式持续到天明。
为请名人来做讲座，我去过梁晓声老师的家，之前不认识人家，问清楚之后，推门就进，一聊半天，敲定讲座时间，之后，梁老师真到。
也去请过刘索拉，来回接送，聊什么忘了，但感觉自己挺放松，而且，人家还真跟自己聊。
那时候的讲座充满火花，张贤亮在本校，号召大学生入党，将一个农民政党改造成知识分子的党，台下一片掌声，并成为一些媒体报道的内容。
多年以后，我在宁夏与他谈到这件事，他说：之后还与胡耀邦认真jiāo流过。
写信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与短信，甚至电话也没有。在家乡的时候，各个单位怕找不到人，休息的日子都要安排职工轮流值班，而要找人，则直接上门去找，没在家留个条算jiāo代。所以，那个时候，同事互相知道家住在哪里是很正常的事。
上了大学，与家人和同学的联系，主要靠书信往来。记得1986年那一次小型学cháo的时候，我一位在四川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给我写来十几页的一封信，厚厚的，一笔一画皆是对时局的分析与评论，而我的回信好像也不短。
越来越短的信，是写给家里的，后来的功能主要是要钱;为了稍加掩饰，前面要汇报一下学习情况，目的还是为最后要钱作铺垫。
信与汇款单，是上大学时最盼望的东西。当时班里负责此类事务的同学牛气得不行，每天午饭后，见他拿着书信前来，都跟看见圣诞老人似的。
如果遇到更着急的时刻，就要出去很远打电报，而打电报是按字收费的，于是为了省钱，都学会了简短表达，花小钱办大事。后来电报退出历史舞台，也间接开创了一种啰唆的文风，算是“后遗症”。
看现场配音的外国电影
八十年代，技术因素加之物质条件贫乏，盗版业没现在这般发达，偶尔为之都是录像带版本，一手的几乎没有，大多都是三四手之后，我们称之为“孙子版”或更晚辈，这样的版本，让大多数彩色电影的效果都已如黑白一般。但即便如此，拿到一盘好电影的录像带，都是同学间的大事，像《出租车司机》、《野战排》都是模模糊糊看完的，但印象却十分深刻，并绝对成为日后谈论很久的话题，以至于校园里的美女，都在那几天中不再有吸引力。
在广播学院，有过一段特殊的观影经历。在小礼堂里放外国电影，全部的配音工作，由现场的一位同声翻译承担。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看已经带有一些叛逆色彩的前苏联电影，比如《悔悟》、《被遗忘的长笛曲》等。在当时的中国，这类电影中对历史的反思与对权威的质疑，让我们有种提心吊胆的过瘾感。翻译，是现场的一位女老师，不管影片中有多少角色，都由她一个人现场同声翻译，带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艺术的世界。
除去这种“极品享受”，当时的另一种“观”影经历至今已dàng然无存。那就是周末上午，大家睡醒了不起chuáng，宿舍中打开一个收音机，共同用耳朵“看”电影，也就是听“电影录音剪辑”。一个又一个角色，都由一个又一个有特色的声音扮演着，让我们感叹声音的魅力。现如今，这“享受”已如公共澡堂里搓澡一般千载难逢了。
而至于《读库》出品人张立宪同学在回忆八十年代时，大谈A片观影记，我们则是“可以有但真的没有”，学校期间一次也没体验过。我高他两届，看样仅仅两年时光，时代就堕落或进步了很多。
都讲政治
在八十年代上学，不关心政治不谈论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的各种思cháo也多，学术界各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也很大，然而冰冻了很久的时代，解起冻来也乍暖还寒。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那个时候常常提起的关键话语。
这张照片，也是大一时在校园主楼后面拍摄的。值得说一说的并不是装腔作势的我，而是我身后大牌子中的一些关键词：“又红又专”“抵制腐朽的没落……思想影响”，显然，那是一个乍暖还寒、还需要人们头脑中时常绷紧一根弦的时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及清除jīng神污染是那个时代时常要搞的运动。
但大学生天然关心这些。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时代特点，政治依然拖着长长的影子在市场经济到来之前晃dàng着，谈论政治仿佛谈论民族未来一样;二是因为生存压力不像现在大学生这么大，而总谈女孩，也不符合新一代大学生的形象，更何况，女孩也要和你谈政治;三是青chūn特有的锋芒决定了，什么东西僵硬，什么就会成为反叛的对象。除去谈论，有时，还要搞点儿带政治色彩的行为艺术。
198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十周年，我们一群男生统一军大衣打扮，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其实也是一种好奇。果真，入广场不久，就有便衣跟着我们，最后演变成摄像机跟随。我们看在眼里，慌在心里，刺激到血管里，脚步却进一步肆无忌惮。回来之后兴奋了很久，有种与体制作战的快感，全然忘了，自己，还不过是一群孩子。所以，那个年代，大家都讲政治，不过，和今天的讲政治不太相同罢了。
舞会
八十年代的城市，不知为何流行跳舞，大学校园里也不例外，估计是因为这是当时接近异性最合理的方式，不像现在，钟点房都有了，民间的舞会也就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