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接受自己的这个解释，否则，很多前人的智慧到今天依然无法被超越的事实无从解释。如今，我们脑海中的东西已经太多，到处是万卷书，随时行万里路，而思想的功能已经退化，总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老子”，可打开《道德经》等先人的著作，却发现，其实自己更像是“孙子”。当初的老子，或许只是长久地静坐，只面对自己面对世界，然后dòng悉一切。
翻开《道德经》，上来就有趣，六个字，“道可道，非常道”。约定俗成的断句方式，可有一天，有人轻声地笑，“你换个断句方式试试?”
“‘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事情，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常有的事。”
我一惊，从此接受。虽然这有可能是错的，但六个字就有这么大变化，是乐趣也是挑战。
还有五个字，我找了很久而未得。翻开《道德经》，来了，“无私为大私”。如果你真的无私，你得到的其实最多。这五个字一下把我点透，于是，走到哪儿不再仅为己争。
这一点，我们的思想工作也要像老子学。天天让人无私，然而人性是自私的，太多人贪或占，可如果换个角度，用大私诱惑你，但前提是“无私”，好多人会接受或仔细思量。多好的思想教育。
《道德经》里还说：最高明的领导，不是让人民天天都说好的领导，而是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却令一切都井然有序的领导。看到这儿，会心一笑。
现代人，都自觉聪明，万事自己去撞南墙，可老祖宗早就心知肚明地把一切说明白，看着你犯错也不着急，只不过撞南墙撞疼了时，老子们就在那里耐心等你。
每一遍，都有新意。
唐浩明《曾国藩》
读长篇小说《曾国藩》，与我接触电视是同时，都在1993年，一个从人生道路，一个从人性深处，都极大地影响了我，虽然这两者的重叠多少有些巧合。
那时的《东方之子》拍摄，时常要出差，湖南湖北江苏四处跑，刚刚开始与人打jiāo道，描述东方之子们的内心世界，于我当时二十五岁的年龄，是一个挑战。
三卷本的《曾国藩》很长时间陪伴我转战东西，从我们长期的历史教科书上看，曾国藩绝对不是“东方之子”，甚至相反，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在唐浩明的笔下，曾国藩活了，有血有肉有痛苦有挣扎有辉煌有文化，这与在岳麓书院里，唐浩明多年整理曾国藩家书紧密相连。当更多的细节出现在人物身上的时候，人有了;而当人的复杂性写清楚时，历史靠近了真实。我猜想，唐浩明写《曾国藩》可不是为了颠覆，他不过是想还原，当然应当被还原的历史还有很多，只不过，曾国藩幸运地遇到了自己多年后的同乡。
这位一生坎坷前行的老东方之子，终于一步一步靠近自己人生的巅峰。在唐浩明的笔下，细致地描绘了这一高处，便是曾国藩坐到皇帝身边，吃了一顿至高无上的饭，似乎一生，都为了这奖励一般的一顿饭。
看到这里，我过了一个坎儿。如果这意味着人生的巅峰，不要也罢。
人性如此复杂，唐浩明笔下的曾国藩，你已分不清成功还是失败，辉煌还是悲凉，是英雄还是小丑。然而，正是这一系列的不知道，把人性的复杂写得淋漓尽致，我找到了走进“东方之子”们的内心之路，不再是概念般的文字。
告别，是一个下午，地下室昏暗的光影中，《曾国藩》最后一本还剩几页，我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只为推迟与一本书和一段人性之旅的告别。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结束，而思绪难平，打开笔记本，写下几千字，至今留存。
多年之后，在湖南，曾国藩与唐浩明的老家，我见到了唐浩明，简单的寒暄之中，不知浩明先生，是否听出了我的感谢与感慨。
《辛德勒名单》
记不清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哪一个年头什么季节，当时我已在电视台工作了有一段时间，然而与过去广播电台球友们的定期相聚是保留节目。
在我租来的房子里，球友们聚齐，在地毯上席地而坐，喝酒聊天之后，麻将就是我们友情相聚的借口，也是友谊延续的道具。一宿的麻将昏天黑地，有输有赢，阳光透过窗帘打在我们苍白的脸上，到了送客的时候。
不知谁，在门口的鞋柜上看到一盘录像带，《辛德勒名单》，我想起来，是头一天制片人时间借我的，说，奥斯卡大片，牛×。
“看看吧?”
牌桌上输家与赢家都有些意犹未尽，于是收住要出门的脚步，又席地坐下，帕尔曼的小提琴声音在充满烟味的房间里响起，一段犹太人的苦难与温暖拉开了大幕。
整整两个多小时，几乎没人说话，更奇妙和不可思议的是：刚刚打过一夜麻将的人们，竟然没有一个睡着，而当片尾字幕拉起时，窗帘再度拉开，每一个人似乎都格外清醒。
长久地沉默，大家不知该说些什么。
录音师房大文张嘴了：“看样昨天晚上，咱们打麻将，太俗了!”
他想开个玩笑，可大家竟都点头。
好片子就是好片子，我之后很久都在琢磨的事情是：中华民族比谁吃的苦都多，可为什么从来没有我们自己的《辛德勒名单》?
答案可能在对人性的理解上吧。苦难只有被赋予人性，才具有被好好表达的可能，如果为表达苦难而表达苦难，又或者背上其他意图，有时苦难都会让人笑场。
一个商业大片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就这样，真正地严肃并苦难了一次，而我，则永远记住了那个麻将之夜后，不再想睡觉的早晨。
《鬼子来了》
在国产电影中，《活着》、《霸王别姬》再加上《鬼子来了》是我心目中的三座高峰。可惜，几乎都没公映。前两者看的是录像带和DVD，最后一部还真看了回规模不大的电影。
其实，姜文早就开始琢磨拍这部电影，当时他还在河北涿州拍周晓文的《秦颂》，采访中，就和我聊起过这部电影的最初构思。
再后来，姜文开始拉班子，办公室在故宫的一墙之隔，红墙古树，常常让你觉得，墙外的世界好像并不真实。其间，为找音乐，还与我聊过，给他的推荐，好像也认真考虑过。
不过，真正的震动是从试映开始的。
片子剪完了，我被邀请去参加小范围试映，估计姜文是想摸摸大家的感受。试映点在东城一条大胡同里的一家宾馆。我迟到了五分钟，姜文在院子里，啥话没说，推我进了放映厅。
惊心动魄的一次观影经历，看得出，平日话不多的姜文，已把对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思考放到了《鬼子来了》之中，可贵的是，这种极其深刻的思考，是被电影语言传递着，不是什么说教或喊另一种口号。这从一会儿一次的笑声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电影放完了，人散去，空空的屋里剩下我和姜文，我刚想说话，他制止了我，按下放映键，重放了我因迟到而未看到的开始五分钟。这一个细节，诠释了真正的姜文。据说当初《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相关部门审片时，姜文紧张万分，人家在楼上看片，他在楼下偌大的院子里不停地走动，一圈又一圈。有好事者追述：手里还拿着一把斧头。认真与求完美的焦虑由此可见一斑。为我重放这五分钟，是又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