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有一些朋友，很熟的，见过面的，甚至没有见过面的，知道我在翻译《罗摩衍那》，都给我写了一些信来，对我加以鼓励。大家也许认为，收到信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是，对我这“曾经沧海”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我除了在“文革”初期收到一些“砸烂狗头”一类的信以外，几乎有五六年的时间，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过。我已经变得不惯于收信，收信后不知所措了。因此，我现在收到的信中的那一些鼓励的话，便对我这受宠若惊的人起了双倍鼓舞作用，它推动着我前进。对于这些朋友们的美意，我是永远感激的。
不管怎样，《罗摩衍那》汉译文第一篇终于在一九八○年出版了。印刷jīng美、装订富丽的一巨册明白无误地摆在我面前，我心里当然感到非常喜悦。接着在两年以内又出版了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这已经超出了我原来的“画地为牢”。再回想自己画定第三篇为牢的界限，觉得非常可笑了。这时候我又连续收到朋友们的来信，当然都是鼓励之辞。有的朋友甚至说，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未免言过其实，我是绝对不敢当的。外国朋友也给了我鼓励。一九八○年夏天我访问日本时，带去了几本第一篇，送给对《罗摩衍那》有兴趣的日本朋友，征求他们的批评意见。东京大学著名梵文学者原实教授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以后出的几篇也都送给了他。其他日本朋友，比如汤山明博士等等也似乎很感兴趣。同年冬天，我访问西德，带去了几本第一篇。我的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似乎有点责怪我不务正业。他说：“你应该继续搞你的佛典语言研究嘛!”他哪里了解我的苦衷呀!无论如何，他过去对我的培养，今天对我的期望，我是永远铭感五内的。此外，美国朋友、意大利朋友和法国朋友，对于我的翻译也都感到兴趣。至于印度朋友，因为《罗摩衍那》毕竟是他们的国宝，不管我的译文水平如何，他们决不会吝惜自己的赞扬。最近我还接到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的信。她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所有这一些朋友，都难免有溢美之词。好在我还有点自知之明，头脑还算清醒，从来没有飘飘然过。
总而言之，由于以上一些不期而获的嘉奖，我更加鼓起了gān劲。近四五年以来，我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越来越多。我现在究竟有多少兼职，包括挂名的在内，我自己都弄不清楚。但是，在同时，我给自己规定的科研项目，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连同我在一起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同志，看到我的一些课题，都有点吃惊，莫名其妙。我原以为自己被迫成为“杂家”，现在看来，我天生大概就是一个杂家的料子。但是，跟着“杂”而来的就是会多。一位老同志曾慨叹过：“chūn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我深有同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我并没有放松《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到了今天，经过了十年的漫长时间，我终于把这一部长达两万颂，译成汉文近九万行的史诗全部翻译完了。
翻译这样一部巨著，除了几次内心里的波动以外，其余的事情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呢?
当然不会的。在翻译过程中，我曾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约略言之，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内容问题。这一部大史诗，虽然如汪洋大海，但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只需要比较短的篇幅，就可以叙述清楚，胜任愉快，而且还会紧凑生动，更具有感人的力量。可是蚁垤或者印度古代民间艺人，竟用了这样长的篇幅，费了这样大量的词藻，结果当然就是拖沓、重复、平板、单调;真正动人的章节是并不多的。有的书上记载着，我也亲耳听别人说过，印度人会整夜整夜地听人诵读全部《罗摩衍那》，我非常怀疑这种说法。也有人说，古代民间文学往往就是这样子，不足为怪。这个说法或许有点道理。不管怎样，这种故事情节简单而叙述却冗长、拖沓的风格，有时让我非常伤脑筋，认为翻译它是一件苦事。
其次体裁问题。《罗摩衍那》被称做史诗，而且是“原始的诗”，我必须译成诗体，这一点上面已经谈过了。这个决心我从未动摇过。但是，既然是诗，就必然应该有诗意，这是我们共同而合理的期望。可在实际上，《罗摩衍那》却在很多地方不是这个样子。整个故事描绘纯真爱情的悲欢离合，曲折细致，应该说是很有诗意的。书中的一些章节，比如描绘自然景色，叙述离情别绪，以及恋人间的临风相忆，对月长叹，诗意是极其浓烈的，艺术手法也达到很高水平。但是大多数篇章却是平铺直叙，了无变化，有的甚至叠chuáng架屋，重复可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把一些人名、国名、树名、花名、兵器名、器具名，堆砌在一起，韵律是合的，都是输洛迦体，一个音节也不少，不能否认是“诗”，但是真正的诗难道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吗?我既然要忠实于原文，便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一堆古里古怪、诘屈聱牙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忠实地译成汉文。有时候还要搜索枯肠，想找到一个合适的韵脚。严复说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是“一脚(韵脚也)之找，失神落魄”。其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我知道得很清楚，哪一个读者也不会有这样的耐心，真正去细读这样的“诗”。我用力最勤，包括脑力与体力都在内的地方，却正是读者连看也不看的地方。看到这里，他们会跳越过去的。呜呼，哀哉!真是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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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摩衍那》(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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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伊朗授季先生名誉博士学位。
这样的诗，不仅印度有，我们中国也是古已有之的。从前幼儿必读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书，不也合辙押韵像是诗吗?可是谁真正把它当作诗呢?《罗摩衍那》自然同这类的书还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等量齐观。但其中也确有一些这样的“诗”，这是不能否定的。印度古代许多科学家著作也采用诗体，目的大概是取其能上口背诵，像是口诀一类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中印是完全相同的。
关于体裁，我在这里还想补充一点。翻译原则，我在上面已经讲过，我赞成鲁迅那几点对诗的要求。从第一篇开始，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但是，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觉得别扭。我觉得，我使用的那种每行字数大体上差不多的诗体，还不够理想，还不如gān脆译成七言绝句，少数五言绝句式的顺口溜，这样也许更接近中国的民歌。译到第六篇下半部时，我就毅然改了。整个第七篇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现在全书已经译完，我是不是就很满意了呢?不，不是这样。我也还是越来越觉得别扭。这种顺口溜也不能保证产生诗意，而且那些人名、地名、花名、树名，照样诘屈聱牙，还不能排得整齐。我有时腻味到想毅然停笔，不再翻译下去。但害怕功亏一篑，我还是硬着头皮译完全书。我虽然不是专业翻译家，但对翻译也确实有相当长的历史。中学时候，我就翻译过吉卜林的小说。大学时译过英国散文和美国小说。解放后翻译德国短篇小说、古典梵文和巴利文、以及吐火罗文的文学作品，还曾译过俄文论文。我虽然从来没有自满过，但从来没有腻味和别扭之感。现在已年逾古稀，却忽然怀疑动摇起来，这实在可以说是一件憾事。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我只有直白地说了出来。但是，我毕竟还可以自慰：不管怎样，我总算是把书译完，没有让它成为断了尾巴的蜻蜓，这一点我的老朋友们恐怕会同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