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则如同人生，单行线，直奔终点而去，不可逆。因此，电视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必须用感性的方式传播理性。以一个细节为例，电视语言不适合一段话说很多数字，人们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跟了，一摁遥控器换台了。而报纸语言无论是文学的、理论的、抒情的，都可以。
第二个区别，报纸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公众属性的媒体，供人在公共空间阅读;电视却是纯粹的家庭媒体。我经常告诉我的同行，不管你背负多大的责任，要传递多大的政策，得先整明白一件事：你在人家里怎么跟人家说话?
人们一回家，摘掉社会面具，即便在单位天天讲八股文，回家也一定不喜欢听八股文。你在电视里说的话只要不招他喜欢，咔，换台，很残酷。中国人没耐性，换台频率就是快，四到七秒，有上百个免费频道可选呢，世界第一。所以，领导面对报纸与电视，不能用一个方式来管，各有各的规律，你也得懂。
记得2002年的元宵节，在人民大会堂，我跟李长chūn同志和管纪检的常委在一桌聊天。李长chūn同志说，舆论导向正确是最重要的，但在宣传中一定要入耳、入脑、入心。如果做不到，导向再正确也在空中飘，落不了地。
别忘了，我们每天是在跟谁竞争?《非诚勿扰》《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您整天念报告能竞争得来吗?不管多大的新闻单位，越是承担着大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播任务，越要遵循规律，用入耳、入脑、入心的方式去吸引观众。
2014年 浙江舟山千岛传媒论坛
自己的读后感
尊重规律是必须的，可在现实中，你很容易发现，身边有很多的规定是违反规律的。这个时候就不好办了，是按规定办?还是按规律办?
按规定办，时间一定会修理你，让你付出代价;可按规律办，你的领导可能立即修理你，让你马上付出代价。
我们很多的làng费与弯路，常常与此有关。
好多单位出台规定：报销差旅费，必须是来回机票、火车票与目的地住宿费一起报。可问题来了：出差目的地如果是父母家，想回家住还为组织省钱，但规定不允许，没有住宿票，来回路费也报不了。于是，要么开一间房不住，要么买个发票占组织便宜……这样做倒是符合规定，但这里存在的问题呢?而你知道，这只是我可以拿出来举的例子，现实中，违反规律的规定多着呢!
我们要理顺的东西还有很多，如何让规定与规律不矛盾?如何在透明公开的意识提高了很多之后，也能让制度保障跟得上?还有要思考党性与人性的配套而不是割裂等问题。
课题都不小，可不是我能说明白的。但时代前行，这些问题我们恐怕都躲不开。
资讯爆炸时，别被忽悠了
传媒应该具有五种功能：解闷、解惑、解气、解密、解决。解闷需要娱乐，解惑需要知识，解气需要分寸，解密需要勤奋和时代进步，解决需要影响力和耐心。
内蒙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很遥远，没错，它是边疆。但是当他们坐上飞机，发现只需要四十五分钟就可以从北京到达呼和浩特，他们又很惊讶：“哦，原来内蒙古离我们这么近。”其实对于内蒙古的年轻人，如果别人对你们在心理上产生这种遥远的距离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内心里的距离感，可怕的是“自我边缘化”。
二十多年前，当我处在你们这个年纪，在海拉尔只能读到三天前的报纸，因为偏远。那么很多个“三天”累加在一起，我可能就比大城市的孩子落后了很多。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所有的资讯和界限都被快速消除了。只要你们足够勤奋，足够敏锐，就可以和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同龄人共同成长。
八十年代是个什么年代
今天我要和大家沟通的主题，是这二十多年传媒行业发生的变化与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传媒的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跟传媒打jiāo道。如果将时间倒推三十年，再过两天就是毛主席去世的忌日。在座的各位同学，这对你们来说只不过是历史。而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刚才，我还和余秋雨老师、阎学通教授谈到当年的这一天，大家都记得很清楚。那天余秋雨老师正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半山腰的一个农家屋里学习。旁边走过来两个农民说：“哎呀，毛主席死了。”那一瞬间，余秋雨感觉像五雷轰顶。阎学通教授当时是天津的知青，在黑龙江兵团插队，听到这个消息，也有一种末日临头的感觉。
我那时正在学校和一帮小伙伴玩儿，突然听见大喇叭里放起了哀乐，然后说毛主席去世了。虽然我们还只有七八岁，但却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恐慌，这个世界出问题了!
那时的中国媒体只承担着单方向的传播作用，也就是党中央向公众传递信息或“指示”的政治窗口。全国上下就那么几份报纸，几份杂志，一个广播电台。电视台虽然从1958年开始就有了，但基本上和老百姓的生活毫无关系。这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传媒的状况。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传媒行业有了第一次快速的发展。这种快速发展的标志，是各地的报纸风起云涌地出现了一种叫“副刊”的东西，包括周末版，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媒体不再是单一的政治导向宣传，开始出现一些软化的审美的倾向，一种对生活、对八小时之外的尊重。当时就有一本杂志叫《八小时之外》，我印象非常深。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杂志的明星时代。《中国青年》《大众电影》《当代》《小说月报》等等红透半边天，很多家庭都在订阅，发行量动辄几百万。广播也依旧辉煌，但还是一个单向的传导作用。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些另类的声音了。这种另类声音以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为突破口，涌现出很多报告文学大家和优秀作品。虽然几年之后，其中有些作家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涉及政治方面的因素，但这种文学体裁毕竟让中国媒体第一次切实地关注现实，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即使只是冰山一角。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呈现出qiáng烈的“文化热”倾向。那时的畅销书可不是什么《痛并快乐着》，而是叔本华和尼采。近两年中国知识阶层中有一种礼赞八十年代的回归倾向，认为那才是中国文化界、思想界最富激情的时代。
我那时正好在读大学，几乎经历了所有的文化热cháo：摇滚乐在中国的诞生，朦胧诗的火爆，金庸、古龙、琼瑶、三毛的流行……一切都在急剧的变化中，人们对jīng神的看重远远大于物质。
仰视，俯视，平视
每一个时代都有值得怀念的理由，也必然存在它的问题。八十年代，物质的极度不丰富，经济领域的左右纷争，牵扯了相当多的社会注意力。百姓生活和传媒发展，都处在局部活跃但没有长足进步的状况下。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这次南巡撬动了很多事情。
首先，打破了当时沉闷的社会局面。邓小平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发起改革开放，还在于南巡中面对僵局和困局的再度发动。要知道，一辆有可能要熄火的车被重新发动，是需要勇气、胆量和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