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美国一位名叫特鲁多的医生去世了，他的墓碑上刻着三行字：“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抚慰。”这三行字里，似乎有着对医生这个职业更为深远的定义。
特鲁多医生年轻的时候，曾患过肺结核，那时的肺结核患者相当于被宣判了死刑。他来到一个宁静的湖畔，等待着独自告别世界，可是没想到，大自然仿佛赋予他一种神奇的力量，他的结核病慢慢痊愈了。
从那时起，他开始致力于对结核杆菌的研究，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结核杆菌提炼出来的医生。就在那个湖畔，他建立起一所村舍疗养院，为结核病患者提供综合性休养治疗。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获得了某种启示：有时候，依靠传统技术和药物无法治疗的疾病，反而可以在大自然的抚慰中完成自愈。
医学的困境永远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抗生素的发明成为无数患者的福音，是特鲁多医生们梦寐以求的huáng金时代，几乎药到病除，所向披靡。可是，用不了太久，变异的细菌就会带着极qiáng的耐药性卷土重来。
八十年代，美国药监局在五年间批准了十六种抗生素上市，但是到了新世纪的头五年，只批准了两种新的抗生素。细菌变得非常聪明，复合抗生素都难以将它击败。面对外来的威胁，人类始终有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无力感。
此外，有一个蛮沉重的数字要跟大家报告：全世界每四十秒会有一个人自杀，每年因自杀死亡的人数高达八十万，超过因战争和灾祸所导致的死亡人数的总和。那么多人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这让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无力感。
那么，在种种“无力”面前，医学的“力量”又体现在哪里呢?抚慰。
除了医术本身，心灵的抚慰和支撑原本就是医生这个行当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生理上的治疗技能和心理上的抚慰加在一起，才构成“医者仁心、治病救人”这八个字的全部含义。
患者到医生这儿来，往往是带着苦痛，带着绝望。归根到底，与其说是到医生这儿来看病，不如说是到医生这儿来寻找希望。人只要有希望，就不会走上绝路。
后灾难时期，前老龄时代
最后我要说，除了生老病死这些亘古不变的话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系统也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
第一，复合式灾难。我们经历过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单一灾难，却没有经历过日本福岛地震带来的“复合式灾难”。假如地震、海啸、核泄漏同时爆发，如何有条不紊地应对?
第二，老龄化进程。2013年底，中国六十岁以上老人数量已突破2亿。虽然从人口比例来说，大约占总人口数的1/7，依然够不上真正的“老龄化社会”(日本六十五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4)。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2亿”这个绝对数字，比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还要多。而且，这个数字从“1亿”增长到“2亿”的过程非常漫长，但从“2亿”增长到“3亿”会明显提速。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全国还有8000万残障人士，除了自然灾害、遗传、疾病导致残障，年龄增长也会使越来越多的健全人进入残障群体。而全国的敬老院、福利院不过300多万张chuáng位，不足实际需求的2%。面对迅速扩张的老龄和残障人群，我们的医疗资源够吗?康复资源够吗?
第三，环境问题的集中爆发，同样是医疗系统必须面对的挑战。哪里有新鲜空气、洁净的水?谁能保障食品安全?华北地区的大气污染、食品安全的隐患、地下水的重金属渗透、病毒的变异……
我非常希望推广“健康寿命”这个概念。如果社会平均寿命已达八十岁，而人们普遍从六十五岁开始就频繁去医院看病，这十五年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非常高的，生活质量则是非常低的。如何尽可能广泛地帮助人们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急性病能够及时治愈而不转为慢性病……这是全世界进入老年化社会时，面临的共同挑战。各级政府的意识转变，医生投入的“软实力”，是应对挑战的重中之重。
其实我的心情也十分矛盾。一方面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站在这里，与这么多医疗界人士进行“非专业”的沟通，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期待从“非专业”的角度，和大家jiāo流我的很多看法。我们原本就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医疗，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更好的氛围，让医疗事业更好地承担起重要的角色。支持和援助医疗发展，难道不就是给自己的未来更多的信心吗?
为什么我对医生有这样的情感?我的家庭曾经历过一件事，是我大学毕业后回家探亲，返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妈给我讲的。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的海拉尔，那个地方很偏远。七十年代，我爸才三十多岁，总咳嗽，有时还带血。有一天，他出差去天津。我妈嘱咐他，办完公事一定要去医院看看病。
我爸在离开天津当天才去医院，结果，被诊断出有癌症。医生不好当面告诉他，只是说：对不起，你不能走，必须住院。
我爸当然不gān。他掏出车票对医生说，这是我今天回海拉尔的车票，非走不可。医生就说，稍等，我请领导来跟你谈。医生转身去找领导的时候，我爸溜走了。
晚上，我爸在天津火车站等车的时候，车站广播响起来，居然有人找他：“海拉尔来的某某某，请到火车站门口。”我爸走到火车站门口，看见下午那位医生，焦急地站在那儿等他。原来那位医生记住了他车票上的车次。我爸就这样被救护车拉回了医院。
尽管我爸两年后还是过世了，但是我妈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安安静静地说：“如果遇上这样的医生，加上现在的技术，也许你爸的病就能治好了。”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我在想，母亲为什么在我即将步入社会的时候，把这样一个故事讲给我听?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慢慢明白了，当初的那位医生，从具体救治来看，并没有得到最圆满的结果。但他又是最成功的，因为他的行为跨越了时间，不仅影响了我的父亲，还影响了我的家庭，影响了我。他让我对人世间的爱和温暖有信心，让我尊敬这个行业，让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挑战，总能记起天津那个仿佛有月光的夜晚。
这就是医者的慈悲与功德，大医医心。
2013～2015年 中国医学论坛、台湾花莲慈济年会等
自己的读后感
一条民国时的旧闻还应该当一条新闻再说。
很长的一段时间，梁启超先生一直尿血，1926年初，终于住进协和医院。在当时，长久以来中医当道，西医进中国不久，屡遭质疑与白眼。而梁启超敢住进协和，也体现着先生的开放与包容。
然而结果谈不上美好，依照当时的条件，认定梁启超先生的右肾有问题，于是院长亲自手术，为先生割掉了右肾。可病并没有好，似乎割错了肾……
这还了得!包括徐志摩在内的很多人，立即报上刊文，因协和的“误诊错割”而声讨西医，自然是应和者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