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没想到的是，最有权利愤怒并声讨协和的梁启超先生，却用英文写了篇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辩护，为医生的态度与认真做说明。后来，这文章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报纸上。事主是这态度，质疑之声渐退。梁先生还声明，今后我还来协和看病。不仅这么说了，他还真的这么做，直到几年后去世。
为什么要这么做?熟悉他的人说，梁启超先生考虑到西医进中国，是新生事物，如果没有信任包容，西医在中国就不好发展，而这，不是好事。
这已是快九十年前的事儿，不敢想象，如果发生在今天会怎么样?而我们又该如何感谢梁启超先生帮助医学在中国更顺利地走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先生宽容与对医学信任的受益者呢?
“痛并快乐着”是我们的宿命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愚蠢却勤奋。
眼下这个时代的不够公平，是通往更高层次的公平的必经之途。
今天，主持人的开场白为我拉了很大的大旗，也扯了很多的虎皮，其实所有的头衔和奖项全是虚的，讲得不好，大家照样可以喝倒彩。
同时我希望，今天不是我单方面的讲话，而是我们共同来沟通。我需要开放、自由，甚至反叛，甚至怀疑。大家和我一起去制造这样的一种气氛。你们要相信，白岩松说的很多话不是句号，而是问号;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白岩松不是要给你灌输什么，而是在碰撞中把问号留在你的心里，然后在以后的日子里自己给出答案。
当然我还要说，校方给我出的题目是“人生、理想、责任”，题目太大了，无论其中哪一项，都不是短短一个小时能谈完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生存在这样一个时代，心理上面临的三对矛盾：痛苦和快乐;理智和情感;梦想和现实。
治标更要治本
很多人曾经问我，《痛并快乐着》这本书是不是在写你的个人经历?我说不是，我没有这样的欲望，去写一本反映自己经历的书，但我们可以谈谈“痛苦”和“快乐”的概念。
我个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每个中国人都会有的一种内心的触动：快乐不是单纯的，痛苦也不是绝对的，它们混杂在一起。比如，当你的亲属或你自己在改革的环境下，在竞争的机制中，向前迈了很大一步的同时，可能会有另外一个亲属下岗了，或者在竞争中成为一个失败者。
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的心情总在起起伏伏，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每走一步都很不容易。但是只要始终在向前一步一步地迈进，我认为就是非常可喜的。
我不敢奢望所谓的“大踏步向前进”，不敢奢望“一马平川”“一帆风顺”，那不是中国。前进一步退半步，再前进一步再退半步，这是正常的，而且足以让我们感到快乐了，因为总体方向是向前的。如果前进半步退一步，再前进半步再退一步，即使处在前进的这半步当中，又有什么可快乐的?因为总体趋势是向后的。
我是1989年夏天大学毕业的，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离开校园十一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三个字：不要急。当初在校园里，我也是像大家一样的热血青年，希望很多事情能够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但是现在不会了，虽然血依然是热的。
我特别相信“不要急”这三个字里所蕴藏的一种力量。
当然，有些变革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但那对于中国是摧残性的，这个国家承受不起。几百年历史沿革中，中国已经积累了很多伤口，很多病患，仅用西医祛除“表征”是不行的，需要用中医的方法去“治本”。大家知道，中医疗效很慢，但是效果是非常稳固的。
我只是用西医和中医做一个比喻，请大家不要理解成我反对西医，我是一个所有先进文明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怕师弟、师妹们在这一点上发生误解，所以要特别声明。
中国改革就是这样，需要用“治本”的方法建立起一种机制。
曾经有很多人跟我探讨：《焦点访谈》是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我说不是。
在这里我可以先列一组数字：《焦点访谈》一年播出三百六十五期，满打满算批评性报道二百多期，也就是说一年能解决二百多个具体问题。但是我们每天通过来信、来电、电报接到的投诉事件都有上千件，也就是说一年播出的节目也解决不了一天的投诉。那么显然，《焦点访谈》这样的舆论监督节目，绝不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也解决不了。它所做的，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去督促一种机制的建立。
改革改的是什么?改的是机制。我们要建立一种奔着百年老店、千年老店去的机制。
今天上午还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待反腐败?我说反腐败绝对不是处置几个高官就可以彻底解决的，必须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活中，建立起非常良性的机制，使腐败行为的实施者由“不想”转变成“不敢”和“不能”。
人性有很多弱点，包括贪欲在内，绝不是靠思想教育工作就可以全部解决的。一方面需要思想教育工作，让人们“不想”做坏事;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合理机制，让人们“不敢”“不能”做坏事。
“不敢”是很大的觉悟，“不能”才会让人真的放心。
比如偷税漏税这件事，也许美国的税务局局长在年关的时候，可以对所有国民说这样一句话：“欢迎偷税漏税，但是请别被我抓到。”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抓到。在中国呢，很多公共场所的广告牌上都写着“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但是很多人都在偷税漏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不会被抓到。
腐败也是这样，成本太低了，只要运气不是太差就不会被抓到，那么腐败的滋生面就会变得很宽，被大多数人习以为常。
我1996年采访过大庆市的市长。这是一位老劳模了，江苏常州人，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就分到大庆，吃苦受累，bào风雪中gān打垒，最后一步一步成为市长，为大庆付出了自己的青chūn和大半生心血。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那次采访，跟着他回老家，看到他对家乡仍然怀有满腔热血，尽己所能为家乡人民做事，也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但是有那么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一个人去找他，希望他给批一个原油指标。这原本是他分内的工作，但那个人暗示他，如果您给我批这个条儿，我给您姐姐二十万块钱。当时他姐姐就在现场。
他可能也没太认真，隔了几天就把条儿批下来让人家领走了，没想到那人还很实在，后来真给他姐姐送去二十万块钱。他姐姐拿了钱很着急，来找弟弟，说这是别人送你的钱。他看都没看就说，你留着花吧。
所以说，中国的腐败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惊心动魄”。如果都要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谨小慎微、周密计划，才能进行腐败，说明腐败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事实恰恰是，就在某一个很平常的下午，很平常的工作往来中，腐败就轻易发生了，然后很快就被遗忘了。它的真正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轻易性和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