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除了极少数“民间学者”外，我们大多数的学者、教授、研究员，都是靠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过日子、做研究的。这些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说起来是国家给的，其实是纳税人的钱。也就是说，我们是靠人民大众养活的。且不说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商店营业员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这个“学术界”，该不该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来为他们提供服务，作为我们对社会、对人民的回报?应该吧?既然应该，那么，当有人出来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支持倒也罢了，还要说人家不该做，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风言风语，冷嘲热讽，请问有良心吗?
良心告诉我们：学术必须向大众传播!
学术也告诉我们：它需要向大众传播!
要传播，就要有渠道，有平台。《百家讲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gān什么的?对接。谁和谁对接?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这就是我说的“三个对接”。既然是“对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为对接的平台，《百家讲坛》不能没有学术性，又不能只有学术性;不能不看收视率，又不能只看收视率。这就好比一个接头，要把圆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来，它自己就得不圆不方，又圆又方，一头圆一头方。这种“不三不四，非驴非马”，恰恰正是“中间地带”的特点。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了：《百家讲坛》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它的任务，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非本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由于它传播的是知识、思想、文化，因此原则上必须由学者担任主讲人;由于它的任务是传播，因此必须遵循传播规律。
也就是说，主讲人必须懂传播。
这就给这个栏目的编导、策划、制片人出了一个大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我国的学者大多不懂传播，而懂传播的又多半不是学者。有学问的不会说，会说的没学问，既有学问也会说的又未必适合上电视，就算适合他还不一定肯来，就算来了那么一两个又不够用。《百家讲坛》是一个日播节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说，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学问又懂传播还能上电视的主讲人。这可上哪儿找去?
也只有一个办法：修理。
这就有了前面说的那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其实，并非所有主讲人都像马瑞芳老师那样“先苦后乐”，也有“一痛到底”的，还有终于“无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谓“魔鬼的chuáng”，并非一两个人的抱怨。
这其实很正常。传播，毕竟不是所有学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学者该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传统观念，学者的“本份”还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们都能“修理”。也因此，这不是我要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现在这些被“修理”过的主讲人，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吗?如果他们不能成功，是因为被编导、策划、制片人“修理”过，因而没有了个性吗?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于丹，就不是“一个腔调”。马瑞芳老师和隋丽娟老师，也不是。阎崇年先生和刘心武先生，就更是“两个腔调”了。所以，说《百家讲坛》按照统一模式打造主讲人，弄得大家都没了个性，怕是不通的。从这个角度讲，《百家讲坛》并不是什么“魔鬼的chuáng”，非得把人弄成一个面孔不可。那么，问题又究竟在哪里呢?
五 我们应该怎样走上讲坛
事情其实很简单。
前面说过，所谓“修理”，所谓“魔鬼的chuáng”，说白了，不过是帮助一部分愿意上讲坛的学者，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这个弯，转得可不小。前面也说过，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不会做电视，不做就是。他还可以上课、写作、做点别的，比如古籍整理、校注点评之类。按照传统观念，这还是“主流”。我要问的是：一个愿意在研究之余也做点传播，而且被栏目组看好，认为可以上《百家讲坛》的学者，为什么会“不能修理”，或者在“修理”之后仍然不尽人意?我认为，就因为大家的头上，都悬着一柄随时可能掉下来的利剑。这就是马瑞芳问魏学来的那句话：“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学问，是学者上电视的最大障碍。
这是一个悖论，也是这个栏目及其主讲人的困境所在。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不能“不讲学问”，又不能“只讲学问”。“只讲学问”，就不是电视节目;“不讲学问”，就不是《百家讲坛》。因此，它的主讲人，就既不能“没有学问”，又不能“太有学问”。或者说得透彻一点，就是你即便“满腹经纶”，也不能表现出来。这就太难了。因为一个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就在于他有学问。有学问而不表现出来，则等于没有。没有了学问，那他还是学者吗?不是学者，上《百家讲坛》gān什么?到《欢乐世界》去吧!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所以，不少初上电视的学者，差不多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当他们面对摄像机的时候，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大谈学问。什么前三皇后五帝，孔孟老庄音韵训诂，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范式模式主张主义，谁都听不懂的词儿满天飞。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一头雾水，编导和制片人哭笑不得。这叫什么呢?没有“电视意识”。这些可尊敬的先生们不知道，电视和课堂是不同的场所，上课和上电视则是两个概念。当你在课堂上，面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样讲时，你赢得的是“尊敬”，因为你在“传道授业”。但是搬到电视上，面对的是大众，给人的感觉就是“夸夸其谈”，就是“卖弄学问”了。大众的心理很有趣。没有学问，他看不起你。卖弄学问，他更看不起你。岂止是“看不起”，他还有更绝的一招，就是拿起遥控器调台。
那么，我们又该如之何呢?
简单得很，暂时先把你那些宝贝学问扔到九霄云外去!请注意，我说的是“暂时”。暂时先扔了，回头再说。也就是说，一个学者，如果愿意上电视，愿意上《百家讲坛》的话(不愿意另当别论)，就必须先完成一个观念和心理的转变，即由“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变成“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有学问，是不怕别人说“没有”的。你看那些真正的大富豪，怕别人说自己没钱吗?摆阔摆谱的，十有八九是赚了些小钱的bào发户。他们以前穷怕了，现在发了起来，就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同样，你如果真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非得“地球人都知道”吗?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话用在这里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