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耳边传来县宣传部长甜蜜的鼾声。
“阎老师，还有十五分钟到站。”列车长说。
原来，列车长一直坐在包厢外头，成了阎崇年的“卫兵+闹钟”。
……
沈阳有家大饭店，老总对员工搞文化培训，教材是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从门童到厨师，人手一本;从饭店大堂到洗衣房，早就认“阎崇年”。
阎崇年真到沈阳来讲学了，下榻这家饭店。饭店从上到下都认为豪华客房常主顾来也。一切服务“总统套房”级，到结账时，接待阎崇年者喜出望外：饭店老总埋单。
阎崇年多次遇到这类极不寻常的“寻常故事”。有一次，他到南亚一个国家讲演，相邻国家的观众闻讯坐飞机赶来，住在五星级宾馆里，为什么?只是为了要个阎先生签名!北京有位著名的医学专家，喜欢阎崇年的节目，进而喜欢阎崇年这个专家，关心阎崇年的健康。一定要拉阎老师去查体，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警惕的事儿?需要不需要用点儿保健方法，让老先生更加青chūn焕发?
多年枯坐书斋的书生阎崇年成了“腕儿”，成了“明星”。
“我很高兴做学术明星”
近来人们对“明星”学者多有微词。似乎学者成了明星就是不务正业，而明星就不该有学问。这算什么逻辑?难道堂堂大中华提倡“漂亮脸蛋+文盲”和“魔鬼身材+弱智”?
“明星”学者应对这类话语时也躲躲闪闪，似乎一跟“明星”沾上边，就不大光彩，回答记者们提问时，经常说“我主要还是在大学教学啊。”诸如此类。
想不到阎崇年面对“明星”问题，慷慨陈词!
济南签售前的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问：“阎老师，您怎么看待被称作‘学术明星’?”
阎崇年笑吟吟地回答：“我很感谢大家称我是‘学术明星’。我认为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褒奖，是对我多年研究工作的肯定。体育有明星，唱歌有明星，我们研究几十年学问，做个星还不行吗?老百姓追捧学术明星，总比追麻将qiáng!”
好厉害的老爷子!
阎崇年还有句名言：“我藏在书斋五十年，出来晒两年太阳，不行吗?”
理直气壮!
阎崇年研究清史五十余年，真是皓首穷经!老了老了，突然红了，成星了，不行吗?几岁娃娃演电视剧能成星，十几岁娃娃当神童作家能成星，七十岁老历史学家凭什么不能成星?
阎崇年老师签售时，我一直跟阎崇年夫人解志红坐在一边，乐呵呵地边看边聊。阎老师既然是我请来的，我全程地陪理所应当。而阎老师好几次很不过意地过来要求我离开，我说：我就乐意在这儿呆着!
山东记者跟我熟，见我来了，跑来采访：“马老师，您怎么来了?”
我回答：“我也是阎老师的粉丝啊。”
阎崇年的粉丝有个特殊称呼叫“年糕”。
这是百家讲坛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就像著名的歌星一样，好多主讲人都有“粉丝”。易中天的粉丝叫“易粉”或“乙醚”;于丹的粉丝叫“鱼丸”;王立群的粉丝叫“群众”。粉丝们还在网上建立以主讲人命名的“吧”。
阎崇年在北京签名售书，排队的读者，最年长的八十岁，最年幼的九岁。男女几乎各占一半儿。阎崇年自己解释是：“男士喜欢看清宫的政权斗争;女士喜欢看清宫的后宫故事。”其实，我觉得，不管男女，都是在铺天盖地的“戏说”之后，想听听“正说”。在图书市场上，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卖得很火，还出现各种盗版。
阎老师为人太谦和了，一点儿“明星”架子没有。凡是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写到书上的读者，他从不拒绝;凡是要求跟他合影的，他也从不拒绝，而且一定得站起来照。
我观察着涌动的人群。有好几个小朋友排在队伍里边。我看到一个跟我孙女阿牛差不多的小女孩，抱了好几本，我把她叫了过来。
“小朋友，你为什么买书?”
“我替我爸爸买。”
“你不看这书吗?”
“不看。我看电视。和爸爸一起看。”
“你知道袁崇焕吗?”
“知道。”
“他是什么人?”
“好人。”
“怎么是好人?”
“他很聪明。”
听了小孩的回答，我想，袁崇焕聪明!这算什么评价?这孩子还是看热闹啊。我继续问：“袁崇焕只是聪明吗?”
小女孩想了想，说：“他做了很多好事。”
有门儿!
我又问：“他做好事为什么被杀了呀?”
小女孩用大惑不解的眼光看我，好像在疑惑：这点儿您都不知道吗?然后，小女孩说：“冤枉啊!”
到位!
我问女孩：“你上几年级了?”
“三年级。”
跟我们家阿牛同岁：九岁。
“两大好处”和“一个观众”
“文革”后，刚开始拨乱反正，工作组到阎崇年所在单位，让大家讲“文革”的坏处。阎崇年却说：“文革有两大好处。”
工作组警觉起来：怎么，竟然有人敢顶风而上唱反调?难道这文质彬彬老先生居然是“三种人”?
阎崇年说：我在“文革”中有两大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那时，有人造反，有人保皇，我什么也不是，逍遥。十年时间，外边不管怎么打，怎么闹。我躲在图书馆看书。后来百家讲坛讲经典，阎先生讲《大学》时，还把这件事作为“己和”的例子来讲。
第二个收获是：那时，没人好好上班，没人管打卡，没人管我到哪儿去。我一直想好好琢磨琢磨大运河这条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可我不是“红卫兵”，不能坐免费火车，就骑个自行车，沿着大运河，从北京一直骑到杭州!一路上考察风土人情，骑自行车反而考察得更细。多少年想考察大运河的愿望，没想到“文革”给成全了。
工作组的人一听，放心了，原来不是什么“三种人”，只不过是老书呆子的两件小事。
这两件小事对阎崇年却绝对不是小事。
别人荒废十年光yīn，他白捡十年光yīn!
别人文斗武斗互相斗，他和文史资料斗!
“文革”一结束，阎崇年把《袁崇焕传》拿出来。
辛辛苦苦写十年，卖出二百本!
二十年后，百家讲坛找上门。
一直跟阎崇年合作的，是百家讲坛一对俊男靓女：马琳和那尔苏。那尔苏文字阳刚而漂亮;马琳善于配优美的画面和音乐，阎崇年跟这对青年人的合作珠联璧合。
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时百家讲坛还没有自己专属的录制场地，录制节目是在现代文学馆。现场观众，经常需要“特邀”：哪一场由哪一家高校组织学生听。观众自动前来捧场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