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ur是怎样来的呢?根据AvonGabain的意见，它是由but演变过来的。她认为，在中国北方的某一个方言中，t读若r，中国人把tatar音译为“达怛”(古音以t收尾)，也属于这个范畴同上书，页同……
HWBailey对这个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但是“佛”(Buddha)也用另一种形式从中国传入中亚。西藏文h-bur表示出8世纪顷汉文“佛”字的读音，参阅JRAS(《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27年，页296。这个r代表从尾音t发展过来的汉文尾音辅音。粟特文复合词pwrsnk*bursang“佛陀僧伽”中有这个词儿。这个词儿从粟特文变成了回鹘文bursang，以同样的形式传入蒙古文。回鹘文(在蒙古文中作为外来语也一样)burxan的第一部分，可能就是这同一个bur“佛”(参阅Mironov，《guī兹研究》，页74)。于是回鹘文tngriburxan意思就是“天可汗佛”，但是这个含义不总是被充分认识的，以致摩尼教回鹘文典籍中burxanzrucˇ意思是“Burxan琐罗亚斯德”。在另一方面，日文借用了带t的字，Butu(Butsu)。OperaMinora，ArticlesonIranianStudies，edbyMNawabi，ShirazIran，1981，p.104.
他对t>r的解释同AvonGabain稍有不同。但是，这是从中国传入中亚的，证据似还不够充分。
上面我谈了回鹘文中梵文Buddha变为but然后又由but变为bur的情况，其间也涉及一些其他中亚新疆的古代语言。我现在专门来谈buddha在一些语言中变化的情况。我先列一个表：
大夏文buddha变成了bodo，boddo，boudo
拜火教经典的中古波斯文(巴列维文)
buddha变为bwt
摩尼教安息文buddha变为bwt/but/
摩尼教粟特文buddha变为bwtypwtyy
佛教粟特文buddha变为pwt
达利文buddha变为botGDjelaniDavary，Baktrisch，einWrterbuchaufGrundderInschriften，Handschriften，MünzenundSiegelsteine，Heidelberg,1982
从上列这个表中，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文字大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夏文，在这里，原来的梵文元音u变成了o或ou,此外则基本上保留了原形。一类是其他属于伊朗语族的文字，在这里变化较大。与梵文原字相比，差别很明显：由原字的两个音节变为一个闭音节，原字的尾元音a(巴利文是o，梵文体格单数也是o)丢掉了。惟一有点问题的是，摩尼教粟特文语尾上有y或yy，可能代表一个半元音。即使是这样，也并不影响大局，y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梵文u相对应，它可能仍然是一个音节。至于在1947年那一篇论文中最让我伤脑筋的清音浊音问题，在这里已不再存在了。这里绝大部分都是浊音，只有摩尼教粟特文和佛教粟特文是清音。但是，根据HWBailey的解释，这也不是问题。他说：
在粟特文中，印度伊朗语族的浊辅音bdg在字头上变成摩擦音βδγ，在含有bdg的外来词中，它们都需写成ptk。因此，pwty这个拼法就等于But。在新波斯文中，but与这个形式正相当，意思是“偶像”。但是“佛”的含义在新波斯文许多章节中仍很明显。OperaMinora，p.103.
这样一来，清音浊音问题中残留的那一点点疑惑也扫除净尽了。
Bailey还指出来，BundhinOperaMinorap.103。中有but这个字，它是企图用来代表Avesta中的Būiti这个字的(Vīdēvdt，19，1，2，43，此章约写于公元前2世纪中叶)。新波斯文证明有*Buti这样一个字的，这个字与粟特文的pwty完全相应。学者们认为，这就是Buddha“佛”。OperaMinorapp.106～107。
根据上面的叙述，1947年论文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全部彻底解决了。再同“佛”与“浮屠”这两个词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类大夏文中与梵文Buddha对应的字，有两个音节，是汉文音译“浮屠”二字的来源，辅音和元音都毫无问题。第二类其他伊朗语族的文字中，与Buddha对应的字只有一个音节，Bailey在上引书，页107，注2中指出，AvestaBūiti最后的i可能来源于东伊朗语言。这个i就是我上面讲到的半元音y。是汉文音译“佛”字的来源。难道这还不够明确吗?这个极其简单的现象却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下面2中再详细阐述。
我在这里再谈一谈吐火罗文的问题。德国学者FranzBernhard写过一篇文章：《犍陀罗文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GāndhārīandtheBuddhistMissioninCentralAsia，Ajali，PapersonIndologyandBuddhism，OHdeAWijesekeraFelicitationVolume，edbyJTilakasiri，Peradeniya1970，pp55～62.，主要是论证，佛教向中亚和中国传播时，犍陀罗文起了极其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举出“弥勒”这一个汉语音译词儿来作例子。他认为，“弥勒”这个词儿是通过犍陀罗文Metraga译为汉文的。他在这里顺便提到“佛”字，并且引用了我的那篇1947年的论文：《浮屠与佛》。他说：
没有提供一个详尽的论证，我想指出，人们可以看到，汉文“佛”字音译了一个古吐火罗文*but(可以和西吐火罗文‘pudkte’中的‘pud’与东吐火罗文‘ptkt’相比)——由此可见，“佛陀”是一个次要的(晚出的)形式。
证之以我在上面的论述，Bernhard的构拟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这也从正面证明了，我对“佛”字来源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佛”字有没有可能来源于伊朗语族的某一种语言?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存在的。这有待于深入的探讨。我在这里还想补充几句。在同属于伊朗语族的于阗塞文中，“佛”字是balysa，显然与同族的其他文字不同。见HWBailey，DictionaryofKhotanSak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
第六题 再谈“浮屠”与“佛” 从“浮屠”与“佛”的关系(1)
推测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关于佛教传人中国的问题，我在1947年的论文中曾作过推测：
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还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即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巳。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俗语译过来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这一名词的形成一定就在这个时候。……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像安士高、支谦、支娄迦谶、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是其中最有名的。到了这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正有了影响。这些高僧居士译出的经很多。现在推测起来，他们根据的本子一定不会是梵文原文，而是他们本国的语言。“佛”这一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这时期。《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页333～334。
我当年作这些推测的时候，自己心里把握不太大，觉得颇多làng漫主义。我说的话似乎超过了我当时所掌握的资料。时至今日，新材料大量出现，再回头看我这些推测，除了一些地方需要改正外——比如我所说的直接发生关系，现在看来就不妥——大部分意见是站得住脚的，我颇感自慰。但是，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现在根据新材料做一些补充与修正，看来正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