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译本：
Beal，S.：Siyuki，BuddhistRecordsoftheWesternWorld.translatedfromtheChineseofHiuenTsiang(A.D.629).2.Vols.1884，London.
Watters，Th.：OnYuanChwang’sTravecsinlndia(629～645A.D.)，editedafterhisdeath，byT.W.RhysDavidsandS.W.Bushell.2Vols.1904～5，London.
日文翻译和注释本：
堀谦德《解说西域记》，1912年，东京。
小野玄妙译《大唐西域记》，《国译一切经》史僧部一六，1936年。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二册1942年～1943年，东京。
第十三题 关于《大唐西域记》 关于《大唐西域记》(5)
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记》，《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2，平凡社，东京，1972年。
至于研究印度的学者对本书的评价，那简直就是车载斗量，无法一一抄录。我在这里想从代表各种类型、各种流派的历史学家中各选一个代表，谈一谈他们对《大唐西域记》的评价，这也就算是一种“优选法”吧。印度史学家罗米拉-塔巴(RomilaThapar)见所著《古代印度社会史》(AncientIndianSocialHistory)，新德里，1978年。把研究印度史的学者分为许多类型。我就是根据她的类型说来选择的。首先我想选择20世纪早期的英国印度史学家斯密士(VincentSmith)，他是代表英国的利益、崇拜英国又崇拜伟大人物的。他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他对《大唐西域记》的意见是：
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价过高的。意思就是：“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分。”见所著《牛津印度史》(TheOxfordHistoryofIndia)，牛津大学，1928年，第169页。
这是一种类型。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度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运动影响了史学界。这时有一大批印度历史学者出现，他们一反前一阶段的做法，把反对帝国主义、要求民族解放和提高民族自尊心的思想贯穿在史学著作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马宗达(R.C.Majumdar)，他在《古代印度》(Ancientlndia)中说：
我们记述的有关曷利沙伐弹那的绝大部分事实都来自一个游方僧的惊人的记载，此外，这些记载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印度当时情况的图画，这种图画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马宗达还在孟买印度科学院出版的《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TheHistoryandCultureofthelndianPeople)第一卷《吠陀时期》对中国赴印留学的几位高僧法显、玄奘、义净评论说：
(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相当厚的书，这些书有幸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且译成了英文。三个人都在印度呆了许多年，学习了印度语言，法显和玄奘广泛游览，几乎游遍全印。在这些方面，他们比希腊旅行家有无可怀疑的有利之处。
1978年，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Ali)教授的来信中说：
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又是一个类型。
至于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前面引的高善必就是其中的先驱者和杰出的代表，他应用《大唐西域记》来研究印度历史，上面已经有了足够的例子，这里不再谈了。
这又是一个类型。
总之，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不管他是哪一国人，不管他代表哪一种观点，他们都给予《大唐西域记》以极高的评价。上面几个例子充分可以证明，在上百年的研究印度史的实践中，《大唐西域记》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价值。再引更多的例子完全没有必要了。
对于玄奘的研究，对于《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尽管在中国和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也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总感觉到，好像方才开始。要想用科学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首先必须占有资料，像《大唐西域记》这样的资料堪称其中瑰宝。正如我上面已经说到的那样，书中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上面这些不成熟的意见，只能看作是初步尝试。引玉抛砖，敢请以我为始;发扬光大，尚有待于来者。
1980年4月27日校毕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第十四题】
迦楼罗(金翅鸟)天龙八部之一麦积山石窟第191窟宋代浮雕
三教图明代丁云鹏绘“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宋代理学不但在大的思想方面受了佛教的影响，连许多人们平常不注意的末节也居然受到佛教的影响了。”此图绘儒释道三家鼻祖共坐于菩提树下。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这确是一个“大题”，但我却只能“小做”。佛教对宋代理学有很大的影响，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现在没有哪一个哲学史家会再否认了。但一般人注意到的差不多全是思想方面的影响。冯芝生(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第十二章(页800～)里讨论韩愈和李翱的思想，结论说：
由上所言，则宋明道学之基础及轮廓在唐代已由韩愈李翱确定矣;而李之所贡献尤较韩为大，其学说所受佛学之影响尤为显然。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三编上页1也说：
宋之大儒，多与禅门往还，其讨论性命之说，故宜有相契发者;唯于人事伦理，所持各异耳。
都说的是宋代理学在思想方面受了佛学的影响。蒋维乔、杨大膺《中国哲学史纲要》卷下页4说：
自来学者都说宋明理学和佛学的深切关系在乎根本思想，我们则认为只在乎方法。由方法的相同，所以外表上彼此有些类似;其实两家的思想虽有一二相通的地方，而根本上，一是世间法，二是出世间法，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
我不明白，他所谓“方法”究竟是指的什么。此外中外学者讨论佛教和理学的关系的还非常多，几乎都是从大处着眼，研究两家思想方面的关系。我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了。
在这篇小文里，我不能，而且也不敢，讨论思想方面的大问题。我只想指出一件过去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过的小事情，让大家注意。中国理学家除了讨论哲学问题以外，多半还都用一番实践的工夫，克治私欲就是这实践的工夫之一。清尹铭绶《学规举隅》卷上入德之方在叫做“克治”的一段里引朱子的话说：
朱子曰：前辈有欲澄治思虑者，于坐处置两器。每起一善念，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恶念，则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时黑豆多，白豆少，后来随不复有黑豆，最后则虽白豆亦无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读书穷理底工夫，则去那般不正当底思虑，何难之有?
我不知道这方法究竟有多少人实行，只记得在别的书里也看到过实行这方法的理学家，可见实行这方法的人不在少数。我们初看这方法，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不是“国货”，我最初也以为，只有中国，而且只有中国的理学家，才能发明这一个滑稽而笨拙的“死法”。但我后来竟然在中译《大藏经》里找到它的来源。《贤愚经》卷第十三，(六七)优波毱提品第六十讲到一个故事，说阿难的弟子耶贳，奉持佛法。他听说某一个居士生了一个孩子，于是他就去向居士索要，“欲使为道”。居士不肯。后来他又生了一个孩子，仍然不肯让他当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