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耶贳是阿罗汉，三明具足，能知人根。观此二儿，与道无缘，亦自息意，不殷勤求。时彼居士复更生男，颜貌端妙，形相殊特。时耶贳复往从索。其父报曰：“儿今犹小，未能奉事，又复家贫，无以饷送。且欲停之，须大当与。”年渐长大，才器益盛。父付财物，居肆贩卖。时耶贳往到其边，而为说法，教使系念。以白黑石子，用当筹算。善念下白，恶念下黑。优波毱提奉受其教，善恶之念，辄投石子。初黑偏多，白者甚少。渐渐修习，白黑正等。系念不止，更无黑石，纯有白者。善念已盛，逮得初果。(4，442b)
这个“系念”的方法，同宋代理学家所用的那个方法，除了黑白豆子和黑白石子一点区别外，完全一样。倘若宋代理学家根本没同佛经接触过的话，我们或者还能说，这是偶合;但事实上他们却同佛经的关系非常深切，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有意的假借。这个貌似地道中国货的方法原来也是跟佛教从印度传过来的。从这个小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宋代理学不但在大的思想方面受了佛教的影响，连许多人们平常不注意的末节也居然受到佛教的影响了。
1948年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佛典中的“黑”与“白”
羡林按
明年是著名学者汤锡予(用彤)先生诞生百周年纪念。我虽然不是锡予先生的正式学生，但是我读过先生的很多著作，从中受到了极大的教益。这对我的研究工作有深远的影响。1946年我来北大任教，实出于陈寅恪先生和锡予先生以及胡适之先生的提挈。我当时曾听锡予先生讲授“魏晋玄学”，一堂课没有缺过，并且认真做了笔记。因此，我自认为是先生的弟子。在纪念先生百年冥寿之际，一介学弟拟出版纪念论文集。此乃学坛盛事，实慰下怀。一介让我写篇文章，我欣然应命。但窃以为纪念论文集文章以短为宜，于是就根据多年搜集的资料，写此短文，滥竽论文集中，谨表对锡予先生仰止之敬意。
1948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现收入拙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页309～311)。我在里面讲到朱子教人用白豆黑豆来“系念”，起一善念，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起一恶念，则投黑豆。我认为，这个办法来自印度佛教。我举了《贤愚经》卷十三的一个例子。我的结论是：“从这个小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宋代理学不但在大的思想方面受了佛教的影响，连许多人们平常不注意的末节也居然受到佛教的影响了。”
后来翻阅汉译佛典，又陆续发现了一些类似的例子，更足以证成我的前说。我现在再举出几个例子，稍加诠释。并引申谈一谈佛典中的“黑”与“白”。
《摩诃僧祗律》卷十三：
羯磨已，此比丘应作二种色筹：一者黑;二者白。不应唱言：非法者捉黑筹，如法者捉白筹。应如是唱：如是语者取黑筹，如是语者取白筹(22，334b)。
如果觉得这不够清楚，我再从对应本中举出一个例子。《十诵律》卷三十五：
若比丘已作行筹人，随僧多少应作二种筹：一分长，一分短;一分白，一分黑。说如法者，为作长筹;说非法者，为作短筹。说如法者，为作白筹;说非法者，为作黑筹(23，254b)。
所谓“筹”，是小竹片。这里讲的是用投筹的办法来裁决和尚中的争端。我不讲裁决的过程，因为那同我要讲的无关。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在这里，黑筹和白筹尽管用途不一样——黑豆和白豆以及黑白石子象征的是恶念和善念，黑筹与白筹和善恶念头无关——可是黑仍然表示反面的近乎恶的东西，而白则表示正面的近乎善的东西。东西不同，含义则一。关键不在东西，而在颜色。
白黑象征善恶，还表现在其他场合。我举几个例子。《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九：
苾刍当知，若纯黑业得纯黑异熟。若纯白业得纯白异熟。若黑白杂业得杂异熟。是故苾刍应离纯黑及黑白杂业，当勤修学纯白之业(23，674b)。
对几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下。“业”，梵文karma，巴利文kamma，指的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异熟”，也译为“报”或者“果报”，梵文和巴利文都是vipka，我们平常所谓“报应”。“白业”，指的是善行，“黑业”，指的恶行。善行得善报，恶行得恶报。《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反复说明这个善恶报应的道理，参看23，814b;827b;837b等等。到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二，更言简意赅地说明：“汝等苾刍当知，黑业还得黑报;若行白业，还得白报。”(23，1029b)
“黑”，梵文kr-s-n-a，巴利文kan-ha;“白”，梵文s，ukla，巴利文sukka。“黑业”，梵文kr-s-n-akarma，巴利文kan-hakamma;“白业”，梵文s，uklakarma，巴利文sukkakamma。“黑异熟(黑报)”，梵文kr-s-n-avipka，巴利文kan-havipka;“白异熟”，梵文s，uklavipka，巴利文sukkavipka。同在其他语言里一样，白的颜色总是同“光明”联系在一起，引申为“善”。黑的颜色总是同“黑暗”联系在一起。引申为“恶”。
黑白不但同业报相联系，而且还同人的思惟直接联系。《那先比丘经》说：“因知善恶，知当所行，别知黑白思惟。”(32，697c)有时甚至同“出家”“在家”联在一起。
在中国，黑白有时也有类似的含义;但决不像佛典中这样具体，这样复杂;用途决没有这样广泛。
1992年7月14日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列子》与佛典(1)
——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列子》是一部伪书，自来学者少有异议。自唐柳宗元，宋高似孙、huáng震、朱熹、叶大庆，明宋濂，清姚际恒、钱大昕、钮树玉、姚鼐、何治运、俞正燮、吴德旋、汪继培，下至章炳麟、陈三立、梁启超、顾实、马叙伦、陈文波、冯友兰、王德箴柳宗元，见《柳河东集》卷四，《辩列子》。高似孙，见《子略》，顾颉刚校，页58。huáng震，见《慈谿huáng氏日抄》卷五十五，《读诸子》：《列子》。朱熹，见《朱子全书》卷五十八。叶大庆，见《考古质疑》卷三(见《海山仙馆丛书》)。宋濂，见《诸子辨》，顾颉刚标点，第三版，页15～16。姚际恒，见《古今伪书考》，顾颉刚校点，页54～56。钱大昕，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释氏轮回之说》。钮树玉，见《匪石先生文集》卷下，《列子跋》。姚鼐，见《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列子》(见《四部备要》)。何治运，见《何氏学》卷四，《书列子后》。俞正燮，见《癸巳存稿》卷十，《火浣布》说。吴德旋，见《初月楼文续钞》，《辨列子》。汪继培，见《列子张注》八卷，附《释文》二卷，汪继培序(见《湖海楼丛书》)。章炳麟，见《菿汉昌育》卷四。陈三立，见《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9号，《读列子》。梁启超、顾实，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号页1053注8。马叙伦，见《国故》第1～3期，《列子伪书考》(又见《天马山房丛书》)。陈文波，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1期，《伪造列子者之一证》(又见《古史辨》第四册)。冯友兰，见《中国哲学史》下册，页619。王德箴，见《先秦学术思想史》页51。，有的认为《列子》本有其书，只是经过了后人的增窜;有的认为全书都是伪造的。怀疑的程度虽然不同，但大家都认为《列子》是一部伪书。只有很少数的人读到《列子》而没有怀疑，像梁刘勰，宋洪迈，元刘埙，明王世贞，清褚人获刘勰，见《文心雕龙》卷四，《诸子》。洪迈，见《容斋续笔》卷十二，《列子书事》。刘埙，见《隐居通议》卷十九，《列子jīng语》。王世贞，见《读列子》。褚人获，见《坚瓠续集》卷四。等。另外还有两家，虽然也承认《列子》不是出于列御寇之手，但大体上却是替《列子》辩护的：一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十八子部道家类;一是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列子冤词》……可惜这些替《列子》辩护的学者们的意见都太空虚，不能让人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