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认为一味收紧货币抵御泡沫的做法并不可取，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可以在泡沫膨胀的时候将其识别出来，但还不能预见其复杂的解决和崩溃过程，我们也许永远都做不到。为应对此类事件，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做出选择，是否应限制甚至禁止很多市场活动，并且接受这些措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甚至，监管者过多介入也有可能于事无补。
换而言之，格林斯潘仍旧相信市场的力量，他认为监管者并不比市场尤其产品发行方更有能力做出判断，而且这类尝试往往会被证明徒劳无功，监管者应该做的是加大资本金标准等管理手段，同时让机构放手去做，“监管者应该放手让银行购买它们自己选择的任何产品(在一定的界限范围内)，但要求银行有较大数额的一般性股本准备金，作为应对可能发生但难以预先识别的损失的储备”。
格林斯潘认为，违约的传染与雪崩现象有很多共同特征，“一小块积雪的崩塌会逐渐积累起势能，直到整个雪面断裂，满山的积雪将随之倾泻而下……我们很难判断雪面上的一小块裂缝是否会触发大规模雪崩，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很难预先判断何种事件将触发大规模金融危机，尤其是2008年9月那种量级的危机”。
在格林斯潘看来，解决的方法之一就在于资本金。伴随着机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高，机构也应该相应充实资本金，这一方面可以约束银行的杠杆化，另一方面，即使日后出现危机，损失也将有限。
问题在于，如果资本金这个问题如此显而易见，为什么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呢?首先，这源自大家对于习以为常问题的盲区。格林斯潘提供一个亲身经历，他刚出任美联储主席时，曾经在内部会议上“天真”地问道：“你们怎么判断合适的资本金水平?”但是接下来去却是令人意外的沉默，“这类基础问题的答案通常被视为给定的，很少会被触及，除非遭遇危机”。他自认在美联储期间，银行资本金在监管者看来也始终保持在充足水平之上。
其次，资本准备金也加大银行成本，而银行大部分情况下的准备金都足以应对破产，“在正常的银行业务中，突发的不利经济事件会侵蚀银行的资本金，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准备金(坏账准备金加上股本金)都足以防范破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润留存和新增资本可以把损失的银行资本金弥补回来”。也正因此，资本金问题并没有引起重视。问题就在于，危机情况下，资本金就会发生作用，出现一家机构信用冻结而波及整个市场的时刻。
《动dàng的世界》自然少不了辩解，尤其以1987年股灾以及互联网泡沫的胜利来捍卫自身的理念，但仍旧不乏反思jīng神。格林斯潘曾经承认，他在任期之内有三成的判断失误。这看起来或许是谦虚，其实对于经济预测来说已经是很好的成绩。格林斯潘的成功与失败，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他个人，更令人思考央行制度的变化与挑战。
回看历史，美国央行是发达国家中最晚成立的，除了两次短暂的例外时期，美国直到20世纪初期仍旧没有一家中央银行。1907年纽约发生严重银行挤兑，如果不是老摩根以个人威信出手稳定市场，那么更大的危机无可避免，而这终于促使人们开始讨论美国设立中央银行的需要。最初的构想源自于银行家们在佐治亚州一个私人小岛上的秘密会议。这一点被不少yīn谋主义者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美联储一开始就带有jīng英俱乐部与独立色彩。伴随着现代信贷经济的演变，央行的定位也开始变化，他们不仅要为通胀负责，更要为经济稳定负责，而如此重要的经济责任却不得不依赖于作为专业人士的技术官僚。
比起格林斯潘的历史评价，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格林斯潘之后的继任者是否还如此值得信赖?中央银行家对于货币是否还像过去那样具有qiáng大的掌控力?维持经济内在的波动性与稳定性之间，货币政策能够做或者不可以做什么?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满意的答案，上一次危机的教训就面临被làng费的可能。
附录：格林斯潘与兰德
格林斯潘原本以金口难开而著称，但是他退任之后的两本著作倒是让大家对他更加了解。格林斯潘在任的时候一贯言辞暧昧，他的名言是：“如果你觉得你理解了我的意思，那么你肯定是理解错了。”事实证明，他不过是故意让人听不懂而已，目的也是故意让人们去猜甚至做出各种相反的解读;而他离开美联储后写的两本书籍表意平白明确，不再令人费解。
格林斯潘出生于1926年，是中欧(父辈来自罗马尼亚，母方来自匈牙利)移民后代，犹太人。父母在他出生后不久就离婚，他由母亲抚养长大，少年时期是一个宅男，“我小时候过着很宅的生活，极少到纽约城之外的地方旅行。直到一二十岁的时候，我才初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虽然家境普通，但大萧条似乎并未对他的童年造成yīn影，成年后他还开玩笑说自己有一周25美分的零花钱。他从小就对音乐以及数学表现出天赋，不仅参加过乐队，成年之后还能回想起小时候记下的每场棒球比赛分数。
这个对于外界宏观经济不那么关心甚至甘于作为“伴奏”的青年人，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平常的专业人士，却因为一个女人而改变，这就是来自苏联的著名女哲学家安·兰德(Ayn Rand)。个中原因，还离不开格林斯潘只维持了10个月的第一次婚姻，当时26岁的格林斯潘与前妻琼·米切尔结婚，正是后者将兰德介绍给格林斯潘。
兰德21岁才来到美国，她来到纽约就决定不再回到俄罗斯，或许正是她的背景，使得她的一生都在积极qiáng调理性的利己主义，经济上则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她的名言之一就是“金钱是衡量一个社会的美德的晴雨表”，甚至她的墓碑旁边也是一个巨大的美元“$”标志。兰德的哲学或许并不高深学术，在中国并不被很多人关注，但却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客观主义运动一度声势浩大，她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至今畅销，每当保守主义回归自己轴心，兰德及其著作往往会引发大众讨论。
格林斯潘对于兰德可谓崇拜，他常常说自己遇到兰德之后才变得聪明起来，进入经济学模型之外的天地。他不仅在兰德生前频繁出入兰德小圈子，将与兰德的jiāo流形容为“心灵约会”，甚至他宣誓就职之际，兰德也在他身边，在兰德死后，他还出席了她的葬礼。
由此可见，格林斯潘从意识形态上可谓彻底的自由至上主义者，而他在金融危机之后遭遇最多的批评也来自于其对于自由企业的过分迷信。这除了兰德的影响，其实和他自身的经历也有关系。格林斯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他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已经进入业界多年，不仅经营自己的经济咨询公司，还曾出入十余家不同公司的董事会，深入了解其运作，这使得他对于实际经济的理解有别今天日益理论化的经济学家。
格林斯潘任期也可谓过去美国经济的美好旧时光，这一阶段高增长低通胀似乎造成一种愉快的幻想，那就是繁荣的持续。与此同时，这一阶段也可谓市场机构以及监管机构的蜜月期，也就是相信自由放任在促进市场繁荣的同时可以自我约束。也正因为如此，格林斯潘的批评者认为他需要对金融危机负责，他坚持的自由企业以及市场的功能并没有经受住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