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的常规世界，也引发系列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个体理性，那么为何最终却引发大规模违约?为什么少部分人的冒险却让所有公众付出代价?这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究竟什么地方出错了呢?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之而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雷曼还是花旗等代表性机构，也在拷问利润追求与经营模式的边界，这更是对于银行与证券边界的拷问。1929年的大萧条，正是因为银行业与证券的投机狂cháo，迫使民主党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和众议员亨利·B·斯蒂格尔合理推动《1933年银行法》以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此举事实上是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间树立防火墙。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监管自由狂cháo，该方案最终在1999年被废除，为十年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这是巧合，也是历史的机会，而历史也是在试错中发展，更好的监管并不等于更严的监管。
从金融进化的角度而言，最终埋葬人类自身的只能是我们的贪婪，监管者的更新需要跟上市场。梳理中央银行形成与金融危机冲击等历史，也是为当下的市场动dàng提出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与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如何平衡?谁又来充当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更或者，谁又来监管监管者呢?
如今美国金融危机基本出清完成，但对于世界来说，危机可能还没结束。当美国金融危机在2008年如火如荼之际，欧洲尚且隔海相望批判美式资本主义。其后一两年，欧洲的福利主义又将欧洲国家拖入债务狂cháo。从北欧冰岛主权债务问题再到希腊危机，再到“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问题bào露，世界怎么了?直到今天，欧债危机仍旧在蔓延恶化。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慢性病，但也不排除一次激烈爆发的可能。
债务危机只是经济在金融层面的反应，欧元区的问题在于统一货币却无统一财政政策，长久来看，必然面临痛苦改革。福利与效率之间，这不仅是经济的困境，更是民主与政治的困境。
欧洲的危机还在跌宕，我们终于来到全书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中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相对而言，中国的地位上升了。21世纪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国世纪，中国的GDP不仅超过了日本，而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在2014年超过美国。中国国内有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自信鼓chuī，国外有“金砖国家”、中美两国、G2等说辞。问题在于，中国是否真的可以置身金融危机之外，毕竟中国的近邻日本与韩国都曾在追赶过程中品尝过金融危机的痛苦。新的金融危机是否会发生在中国身上?这将如何发生又如何结束?
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4万亿”出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 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是日本的两倍、印度的五倍。不仅如此，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国GDP已经超过美国。中国世纪真的来临了吗?盛世之下，债务危机露出端倪，一方面地方债务累积，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系统横生，导致2014年出现首单刚性兑付违约。
从金融进化史的角度而言，所谓新常态，就是一个去杠杆大时代，而为了避免金融危机，中国应该提防债务风险。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本是信贷经济，因此，金融危机无论是次贷还是国债抑或房地产，最终的表现就是债务。而过多的债务必然导致危机，这是历史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的真理。
维持近三十年两位数高增长的中国经济不再“保8”，同时，中国GDP增长在2014年被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认为超过美国。中国下一站何去何从，是美国还是日本，抑或韩国?是转型成功还是金融危机?过剩产能与地方债务纠结之下，中国的风险点在何处?此时此刻的中国，如果看作一家体量庞大的公司，那么在厘清未来发展战略之前，认识中国道路的过去与现在更为重要。
从金融进化史的角度，中国给出一个后发国家最可能的成功道路，但是其一旦爆发危机，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如何防患于未然?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吗?或者，中国如何避免“欧洲病”?中国和世界是融合还是对抗?……
三
这都是大哉斯问，我尽量给出解释，而不是臆判，这也是本书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复杂的问题注定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从“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到“埋葬凯恩斯主义”，其实都是历史曾经争论的问题，无论是1810年的金块争论还是1933年的大萧条之争，再到今天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与量化宽松的诸多争议。
即使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提法已经说过多次，但是世界其实仍旧在恢复之中。而且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危机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新常态。我们不是正在应对一次金融危机，就是走在一条充满金融危机的路上。应对对手的最好方法是了解对手。哈佛教授卡门·莱因哈特、肯尼斯·罗格夫长期关注危机，他们通过1957—2013年100个金融危机案例来观察金融危机的恢复情况，标准就是人均GDP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才可大体判断为一次危机结束。
对比历史，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看，恢复结果并不乐观。首先，金融危机中多数危机国家并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在12个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国家中，仍有10个国家的产出远远低于危机前的峰值水平，而且如果拖延时间越久，那么，一些国家的危机严重程度将超过20世纪30年代;其次，金融危机会有二次触底的可能，以美国为例，历史出现了九次大的危机，其中，这九次危机中有五次出现了二次触底，比例超过一半。[7]
理论尚且如此，现实更加暗淡。从世界来看，道德风险、大而不倒、量化宽松、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等弊端仍旧存在;即使是中国，看似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置身事外的赢家，也在应对危机中埋下债务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的隐患。
作为一个观察者，我的位置在学术与市场的中间，力图集合历史来解读现实，同时展开对未来的一些思考。我无意把本书变为一本主观信念的著作，甚至不想包装成隐含某种美好理念的金融赞歌。我更多的是想从理性思考出发，提供金融与历史的基本框架梳理。经济学还谈不上失败，发展仍旧依赖市场，但是必须重新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学界已经意识到要从金融周期、货币、全球化等不同角度审视金融系统[8]，至于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地位，应该给予更多独立空间保障。
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是19世纪银行主义的观点，20世纪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伟大的财经总编白芝浩将其整合在《伦巴第大街》里。这一观点今天看来仍旧激进与充满争议，却也被历史证明其合法性。任何时刻，正确的货币政策都是难题，正如美国马克·吐温的俏皮话，“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这也导致公众与jīng英对于货币政策都充满太多意见，到了危机时刻每每手足无措，激烈冒进可能造成漫长后果，而无所作为也是不可接受的错误。21世纪的金融系统无法设计，但是其基本原则仍旧可以从传统中得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