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德国
德国的态度对于希腊至关重要。
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以及qiáng势分子，德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恢复不错，成为支撑欧元区的重要力量。其总理默克尔在2011年拯救欧元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默克尔和现在一样面临希腊是否退欧的局面，qiáng硬者认为可以接受，因为希腊留下来代价很大，而另一边则觉得未知风险可能大。在确定的代价与不确定的风险之间，核物理博士出身的默克尔选择了支持希腊留下，这代表了一种理性的政策权衡。
事到如今，希腊2015年再次选举，希腊国内的极端左派上台，这与德国国内的qiáng硬派形成了直接冲突。这对于欧洲以及世界来说，不仅是一个坏消息，更是一个趋势性的警示：当经济问题在经济上无法妥善解决时，政治主流就会遭遇民众质疑，这也给予极端派可乘之机。历史并非没有先例，想想大萧条的灾难以及随后纳粹德国的兴起吧。
剑拔弩张之下，欧元区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从经济蔓延到政治，默克尔和希腊的对决成为下一个爆发点。在2011年到2012年第一次希腊危机中，物理学家出身的默克尔最终选择希腊留在欧元区。一方面，这使得欧元区继续存在，甚至在2013年到2014年欧洲洋溢最多的是“欧元得救”的乐观情绪;另一方面，希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欧洲救援方案的苛刻使得希腊人民最终忍无可忍，不仅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中极端派的政治力量也在成长，欧元区的离心力开始骤然增加。
德国的立场不仅决定希腊的方向，也决定了欧洲债务危机的走势。德国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在替欧债危机埋单，但事实总有两面性。一方面，正是欧元区的成立助推了德国的繁荣，因为德国在一体化的欧元区内相当于获得一次性货币低估，其竞争力得到加qiáng与扩大。在欧元区的广大市场支撑之下，德国得以避免了日本和美国的空心化，成为发达国家中制造业立国的一个特例。另一方面，如果欧元区解体，德国的出口将遭遇打击，其制造业的未来也将岌岌可危。而德国qiáng硬派的做法，其实也激起希腊之外国家的一些反对声音，除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声音，德国退出的声音也出现了，这是欧元区离心力的情绪反应。
汇丰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Stephen King)曾经将以德国为中心的欧元区形容为“地心说系统”，当外围国家经济活动疲软，甚至经济活动已经迅速萎缩时，位于欧元区托勒密中心的德国，仍继续维持低利率以及正常财政水平。换言之，过去的欧元体系确实存在不合理性，除了外围国家的过度举债，也有德国等核心国家汇率低估又恪守低物价带来的危害。
债权人vs债务人
抛开国别斗争以及党派利益，希腊退欧的事件，其实不仅仅是德国和希腊的斗争，更是一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恒久斗争，是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的斗争，也是国家内部的贫富之争。
如果理解欧元区分歧是贫富差距在国家层面的体现，希腊的诸多表现也并非不可理解。国家债务总是被认为可靠，其实国家在过去数百年中的信用记录也不怎么好，主权债务问题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会风波再起，这在美国经济学家莱因哈特与罗格夫的系列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不少例子。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战斗无休无止。面对纷争，在统一欧洲的梦想之下，欧元区过去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拖延。这一次，危机可以再次拖延吗?如今，希腊被丑化为赖账者，而德国的形象变为催命者，这种对契约带有道德化的简单解读，并不利于希腊现实问题的解决。
我引用开篇莎士比亚的名篇《威尼斯商人》的片段，就是揭示一个或许令人不快的现实，大家通常认为夏洛克贪得无厌，但是，事实上他的索债要求非常合理;反观今日，希腊遭到千夫所指，但是反过来说，难道债权人对于坏账就没有责任，难道不应该对于过度放贷做出检讨?
情绪之外，仍需理性。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流行，金融全球化升温，使得国家之间贫富分化愈加明显，但是二者之间谁为因果难以断言，是因为没有全面拥抱全球化而导致增长停滞，还是因为拥抱全球化过度导致竞争力受到损害——从更务实的角度而言，二者都有可能，面对危机，最不需要的就是将经济政策过度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
有序退出还是拖延留下
早在2011年第一次希腊危机期间，不少学者已经觉得希腊状况难以维持，但是欧元区的政治力量最终使得希腊得以拖延。费尔德斯坦早就断言希腊难有活路，2011年希腊政府负债相当于GDP的150%，经济陷入崩溃，政府更是常年存在赤字。那么，希腊的出路其实就是主权债务危机国家惯常的选择，那就是违约同时贬值。
这代表了典型经济学的思路，简单直接，切中要害，可以说清晰正确，但是现实之中总有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考量。希腊最近几年持续紧缩，但紧缩并未带来增长，这也导致债务yīn霾愈加严重，2014年底希腊公共债务达到了其GDP的178%，标准普尔2015年2月将长期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B”下调至“B–”，且还可能进一步调低。标普qiáng调，希腊流动性不足决定了希腊新政府没有宽裕的时间来同债权人就融资方案达成协议。
如今希腊债务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希腊这样退出，将在国际市场中期内无法恢复信用。希腊主要借外债，其债主不少是德国与法国的银行。希腊违约，对债主会造成重大影响，引发国外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对于希腊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违约的猜测。如果意大利与西班牙也步入这一黑色链条，整个欧洲金融市场即使不会崩溃，也会陷入艰难的清算。
上述情况还是假定希腊有序违约，如果希腊以及其他国家无序违约，那么更是一场噩梦，其后果将是N个“雷曼兄弟”倒闭的冲击。也正因此，欧元区的最好出路在于两条，要么彻底对希腊债务达成一致，希腊留在欧元区，整个欧元区来消化这些债务;要么就是希腊退出欧元区，但是是以有序的方式退出，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也可以回来，这就要求欧元区有明确的退出以及加入机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退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是重拾竞争力的机会。
这是欧元区历史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案，但是具体落实与操作仍旧需要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如投资家索罗斯等人就多次提议，在欧元区建立共同财政机构。此时此刻，欧洲央行的作用应该得到加qiáng。
欧洲的危机与机遇
从经济上看，希腊在2008年之后的紧缩其实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经济增长仍旧低迷，债务比例还是居高不下。从政治上看，希腊极左派与德国qiáng硬派的碰撞一触即发，而且欧洲各国各种极端理念也在滋长，对于欧洲主流政治形成挑战。
观察家吉迪恩·拉赫曼曾总结2015年欧洲陷入三大危机，对外是好战的俄罗斯和混乱的中东，对内则是欧盟政治、经济和外jiāo紧张与日俱增，“欧盟大部分国家出现经济低迷，促进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主义者日益壮大带来的不安全感，受到中东冲突溢出效应(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大规模非法移民)的进一步推动。在希腊和意大利等国，来自(或经由)中东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qiáng化了社会危机氛围，使得移民问题几乎与紧缩政策一样备受争议”。三大危机本来是独立存在的，随着局势恶化，三者很可能jiāo织助长，不乏有人将其与20世纪30年代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