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竞争中，制度为什么如此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英国直到16世纪还没有什么成功“迹象”，他如此评价17世纪英国的窘迫境地：“法国的规模和西班牙的财政资源使这两个国家都成了欧洲的qiáng国。尼德兰的效率达到了同样的目标。这三个国家都向英国提出了不断的挑战……英国必须寻找一个中间领域。”[18]
所谓“中间领域”，对于英国而言就是开拓新市场，建设新制度，使得原本在16世纪完全看不出冠军样的英国在18世纪领跑，成为一个“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事实上，历史上欧洲的地理分割纵然使得各类冲突绵延不断，但也造就了不同的制度竞争以及国家演化，谁占优，就引来效仿;谁落后，就难免被淘汰。
依赖商业和贸易，英国面貌开始变化。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数据，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英国人口增长大概4倍，同期法国人口只增加了四分之一，英国人均寿命以及城市化也高于法国，伦敦人口增加了13倍，伦敦已经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
金融业影响渗透入政治，反过来说，金融业的发轫更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变革。比起欧洲同侪，英国银行业起初委实不起眼。意大利人13世纪已经发行城邦债券，其北部城市热那亚的作用一度被历史学家认为堪比今日的国际结算银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16世纪已经孕育了现代期货期权jiāo易，相形之下，17世纪末的英国金融业远远谈不上繁荣。伦敦城的金匠们刚刚开始学习利用个人信用经营银行业务，比如保留一部分储户的现金，同时将剩余部分借贷出去，金匠的收据也开始作为银行本票的雏形大行其道。一位20世纪债券市场的先驱曾经如此吐槽当时的伦敦，“没有货币市场，没有实质性的银行，没有组织有序的国家债务”[19]，其运作模式被视为难以脱离中世纪君主贷款窠臼。
不仅因此，国王之手始终不时染指金融。1640年，国王查理一世曾经因为财政枯竭而通知铸币厂不得对外支付，这使得商人们已经放入铸币厂的金银qiáng行被国王“借走”。值得一提的是，查理一世在位三十年间可谓英国历史动dàng最为激烈的时刻之一，国内以英国国教为主的新教徒和传统天主教势力斗争不休，国外则是席卷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是霸权崛起与信仰分歧的产物。[20]三十年战争中，英国站在新教一边，而查理一世本人则偏向天主教，又与罗马教廷jiāo往密切，甚至希望在苏格兰qiáng行推进宗教改革。加上其与议会的多次失和，最终导致了个人的覆灭，成为唯一一位在王位上被处死的国王。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在1672年曾经让财政部汇票赎回暂停，此举令不少颇具声望的金匠破产，对公众打击不小——须知，早期的银行业与金匠渊源甚深，不少人认为银行家主要来自金匠，但也有金融史学家认为银行起源不仅来自金匠，还有商人、公证人、实业家、包税商。实际上，从1666年起，英国就规定了铸币自由，意味着只要付出一定熔铸费用，人人都可将金银送去铸币厂换来足额货币。
也正因为如此，铸币厂的地位之高比起今天的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当年艾萨克·牛顿晚年就一直担任皇家铸币厂厂长，并且因为督办得力被封为爵士。如此金铺，理所应当被视为安全的托管所在，但类似上文之事却发生过不止一次。
类似事件使得英国民众充满了不安全感，一方面促使他们把现金存入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手中(如前所说，他们不少是金匠出身)，另一方面，日渐充盈的社会资本此刻迫切需要可靠的储蓄之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银行——英格兰银行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18]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09。诺斯1920年出生于美国，被认为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qiáng调产权理论、国家理论等。
[19] 悉尼·霍默，《利率史》。他被认为是债券市场分析的先驱，利率研究领域权威，曾经担任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名有限合伙人，负责该公司债券市场研究部门。
[20] 英国本来是天主教国家，但是亨利八世为了个人离婚的意愿，推出了英国自有宗教品牌“英国国教”，英国从而脱离罗马教廷，这为后来英国的宗教争端埋下隐患。可参见欧洲历史遗迹基督教历史介绍，如果最简单的话，推荐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所著《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
国王的最后一根稻草
英国国王的信用原本在欧洲不差，尤其对比经过约翰·劳事件折腾的法国[21]，但前文所述一连串铸币厂和财政部“停摆”、“出借”事件让商人们人人自危，使得继任的英国国王信用降到谷底，陷入借钱困难的窘迫境地，这也为民间商业力量获得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埋下伏笔。
国王永远缺钱，中世纪的银行很大一群主顾就是各国君主，主权信用不高在17世纪也是常事。如果能利用原本信用不错的英国国王信用的暂时低落大赚利息，对于投资人是个可以善加利用的“优势”，但也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换言之，投资人必须免于被政府随意掠夺的恐惧，避免1640年与1672年那样的状况重演，这意味着必须建立对君权甚至公权的有力约束，这一前提条件随着光荣革命而成为现实。
光荣革命于1688年爆发，最终结果是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无论如何评价光荣革命及其《权利法案》，在一个专制时代，英国国王的世袭权力其实已经被议会决定，从威廉再到后面的安妮再到乔治三世都如此，英国有产阶级的意志决定了他们的继位[22]。威廉三世从小体弱多病，但对世界历史影响重大。他的父母分别是荷兰执政威廉二世与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之女玛丽公主，因此，他算是查理一世的外孙。
威廉三世虽然是荷兰人，也曾引领荷兰走出英国与法国夹攻，但他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却是他在英国的一系列作为。他不仅有新教背景，而且对宗教持宽松态度，在任期间基本结束了英国百年的宗教纷争，而且他接受了《权利法案》，成为第一位立宪意义上的英国国王，这对英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通过君主立宪制，国王的权力进一步被“关进笼子”，财产的胜利则逐步使政府的定位由压迫者变为保护者;与此同时，从阿姆斯特丹涌入的创新金融风cháo也迅速被伦敦同行们学习和领会。
对英国而言，威廉三世的到来也意味着一次金融大洗礼。荷兰人jīng通商业，金融业一直独具特点，随威廉三世而来的也有荷兰商人的财富以及金融理念，“荷兰是17世纪最令人憎恨，又是最令人羡慕和嫉妒的商业国家”[23]。从经济学家麦迪森[24]的数据可知，17世纪只有一个国家的收入增长超过英国并且达到更高收入水平，那就是荷兰;而伴随着威廉三世登基英国，英国经济制度以及金融创新都追随了荷兰的脚步，就像后来其他国家追赶学习英国那样亦步亦趋。当时英国媒体曾经如是抱怨荷兰对英国的入侵：“我国的所有商人都正在变成荷兰的代理人”。